面對東西方之間的文化沖突，帕慕克的壹貫主張是文化整合。在小說《白色城堡》中，這壹主張集中體現為“雙重身份”的主題：是東方人，同時，也是西方人。
在《白色城堡》這部小說中，帕慕克通過壹個同貌人的故事表達了這壹“雙重身份”理想：不論是東方身份，還是西方身份，都是壹種人為建構的幻像，在人格層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東西方沖突的根本原因在於人類無意識心理中黑色自我的存在，既包括個體性黑色自我，也包括群體性黑色自我；解決這種對立與悖謬的根本途徑，就是對土耳其本土“雙重身份”的認同與整合。
在小說《白色城堡》的開頭，帕慕克通過兩位同貌人對身份本質的探尋和探尋過程中表現出的相同人格揭示出：不論是東方身份，還是西方身份，都是壹種人為建構的幻像，在人格層面上，所有人都是相同的。首先，《白色城堡》通過兩位主人公的身份探求揭示出：身份是壹種記憶碎片的拼貼，記憶是壹種幻想性的認知，所謂的身份本質上是壹種人為的建構與創造。在故事的壹開始，威尼斯學者“我”就被奧斯曼艦隊俘獲到伊斯坦布爾，並奇跡般地遇見了壹個與“我”外貌酷似的人——占星師霍加。這是描述兩人外貌的相同，也是作者在為兩位主人公的人格同質譜寫前奏，是“我”與霍加人格相同的壹種隱喻。身份即幻像，當“我”與霍加發現這壹事實時，“我們”完全相同了，“我”與霍加不僅擁有相同的外貌，也擁有相同的人格。在小說的結尾，“我們”交換了彼此的身份，再也分不清誰是霍加、誰是“我”了，實現了既是“我”又是霍加的“雙重身份”理想。
作為東方人的霍加與作為西方人的威尼斯學者，不僅在外貌上酷似，而且在人格上也相同。然而，最為重要的是，不論是東方人，還是西方人，其內心深處的黑色自我也是相同的。它無法觸摸卻又無處不在，它既是壹種個體無意識，也是壹種集體無意識。
《白色城堡》的結尾，白色城堡依然屹立，“我”與霍加實現身份交換，兩位文本敘事者“我”與法魯克·達爾溫奧盧的“壹體二魂”。表面看來紛繁復雜，其實它們***同傳達了作者帕慕克的“雙重身份”理想——“成為西方人，也成為東方人”。 小說的前言部分顯然借鑒了《巴黎聖母院》的起興手法。在《巴黎聖母院》中，作家通過參觀巴黎聖母院時，由刻在墻壁上的“命運”壹詞，引出了壹段15世紀時發生在巴黎聖母院內外的悲劇故事；《白色城堡》也如出壹轍。編纂百科全書的學者法魯克·達爾溫奧盧，壹次偶然的機會，使他在蓋布澤檔案館找到壹份奧斯曼土耳其帝國17世紀時期的手稿。書中的故事吸引他立即著手將其從阿拉伯文翻譯成現代土耳其文，從而有機地溝通了歷史與現實，營造了壹種亦真亦幻的神秘氣氛，增強了故事的神奇色彩，勾起了讀者強烈的閱讀興趣。此外，不可逃避的命運主題的設置，路易十壹與土耳其蘇丹對占星術的癡迷，克洛德與霍加強烈的求知欲和占有欲，及其身上***同體現出來的雙重人格，無不表現出驚人的相似性。
從意象與情節的設置來看，《白色城堡》吸取了西方眾多文學作品的藝術養料。單從篇名及白色城堡意象的設計上，就極易讓人聯想到卡夫卡的《城堡》。卡夫卡筆下的城堡像幽靈，可望而不可即，帕慕克心中的白色城堡是“美麗且難以抵達的地方”，它們同樣夢幻般縈繞在人們心頭，從不以真實面目示人。此外，霍加耗費大量人力物力設計出來的戰爭機器，同樣是卡夫卡式的。在卡夫卡的《在流放地》中，駐地司令設計的那種極其殘忍地折磨犯人的殺人機器，與霍加參照人的大腦構造琢磨出來的龐然大物，有異曲同工之妙。而那些與自我對話的場面，在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雙重人格》中數見不鮮，在博爾赫斯筆下更是頻頻現身，如《另壹個他》、《兩個博爾赫斯的故事》等，反映的都是自我與他者的奇遇故事。至於小說中出現的天文學、占星師、瘟疫、百科全書、戰爭、宮廷、回憶錄、大霧等，這些無不都是博爾赫斯的偏愛。從《白色城堡》中，還可以讀到自亞裏士多德到艾布拉姆斯關於“鏡像”、“模仿”的論述，也可上升到文化沖突與身份認同、文化“安全感”與知識的權力等範疇——小說提供了豐富的闡釋空間。
從小說的敘事風格來看，《白色城堡》顯然是東西文化合璧之作。帕慕克借鑒了古希臘神話與阿拉伯傳說的敘述方式，將寓意豐富的故事用通俗易懂的方式講述出來，從而顛覆現代小說中淡化情節、零度情感、片段摹寫的技法，而回歸敘事。同時又摻雜了現代主義小說中常用的“元小說”結構——敘事者時不時從文本中跳脫出來，呈現出壹幅“頗具智慧敘事風景畫”。此外，它結合拉美魔幻現實主義的時空觀，大量仿寫《百年孤獨》中交叉敘事時間的句法模式，如“現在我認為”、“我後來得知”、“多年以後”等句式的運用。小說的優秀之處還在於，帕慕克借用西方的敘述方式來表達壹個充滿東方意味的傳奇。威尼斯學者懷著“東方主義”的心態，踏上了壹片未知的土地，遭遇陌生的文化，宗教與文化的沖突激蕩著整部小說。並且他始終保持著壹種神秘、原始的敘事風格，以“陌生化”的手法，來描述17世紀時期的土耳其人站在“落後”的視角，觀察“不可知事物”時的新奇感受。他們對科學知識的接受是帶有魔法和巫術色彩的，如在觀看霍加和威尼斯學者***同設計的焰火表演時，隨著壹條條火龍在空中飛舞，“大家敬畏地尖叫著”，其中有壹位做父親的目瞪口呆地望著天空，居然“忘了男孩的存在”。這種“陌生化”手法所產生的離間效果，在土耳其人對待霍加他們設計的“龐然大物”時表現得尤為突出，“人們說我們的武器是怪物、大蟲、撒旦、帶弓箭的烏龜，移動的城堡……藍眼怪”，壹切敬畏之詞，凡所應有，無所不有；帕夏們也認為它是“不祥之物”，會給部隊帶來厄運，都不願意帶它上陣；士兵們視它如瘟疫唯恐避之不及，多數人因害怕這個不祥之物而後撤。作家深刻地揭示出了落後地區的人們對外來文化既向往又敬畏的矛盾心理，這其實為兩種文化的交流與互融提供了潛在的可能。
《白色城堡》最大的特點在於作家采用了自述體的敘述方式，以第壹人稱的口吻娓娓道來，它的好處在於能增強故事的真實性，拉近讀者的心理距離。當然，這種散文化的寫作方式必然會帶來壹個突出的問題——“無對話”。讀者通常都是被“告知”發生了什麽事，而不是真的在故事中“看到”它們。正是這壹點令《白色城堡》顯得格外枯燥和緩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