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市規劃委員會主任黃艷認為，城市的公***性與城市規劃的公***性是兩個概念。實現城市的公***性需要以城市規劃為工具，但城市的公***性不僅體現在空間形態上，更體現在人的精神與文化層面上，而後壹點是最難做到的。黃艷總結了上世紀中國仿效蘇聯和東歐國家的模式搞超大尺度城市區塊建設的教訓，並精辟入裏地指出，“工具理性主義”是造成目前困境的根源。“工具理性主義”將城市規劃的對象視為工具，與以人為本的理念背道而馳，對中國城市建設非常不利。黃艷進而以令人起敬的自我批判精神指出，工具理性在城市規劃者的意識中根深蒂固，嚴重影響城市公***空間塑造的手段與結果，是造成今日北京支離破碎的城市格局的關鍵肇因。工具理性的負面影響如此之深，甚至左右了民眾對政府工作職能和效用的誤解，因為歸根到底，城市是設計師們規劃出來的。深度思考城市文明的涵義，探求城市的公***性究竟為誰而實現，已是迫在眉睫的任務。黃艷以政府官員的視角出發，作出如此清明的思索並付諸實踐，無疑是對大家的激勵和鞭策。如其所言，我們正處在從認識、組織和決策都在轉型的歷史關鍵時刻，這是難得的契機。擺脫工具理性的桎梏，實現城市精神和文化層面的公***性，需要全社會的***同擔當。如果政府已經做好充分準備，我們每壹個人更應視此為責無旁貸。
具體到城市規劃的實踐，北京市規劃委員會總規劃師施衛良從“可行走的城市”這壹角度關註城市的公***性，提到中國城市的壹個普遍現象 ：人行道、自行車道等公***綠色交通空間被機動車擠占。針對這壹問題，施衛良提出以“安全、公正、有效、包容、宜人”為目標，以步行和自行車為出發點開展全市範圍的規劃工作。施衛良被敬為能“畫出”城市未來的“魔法師”，在其 20 余年的規劃生涯中，見證並參與著北京的發展變遷，對這座城市充滿特殊感情。人行道、自行車道與日益成為北京大動脈的機動車交通相比，已然處於弱勢地位，其分布和使用也突顯瑣碎且失於章法。但施衛良能從看似細微的環節入手，把握城市規劃的總體策略，恰是“盡精微、致廣大”的體現，得益於他從最初的詳細規劃轉向後來的總體規劃這壹漫長過程中所積累的極為豐富的經驗。何況步行、騎自行車原本就是城市生活中方便、健康而又綠色環保的出行方式，也是北京這樣既古老又充滿活力的城市的集體回憶中美麗的風景線。如何將這樣的交通方式在城市總體規劃方案裏重新回饋給北京市民，從而在人性尺度上實現城市公***性，是極具挑戰性的課題。施衛良通過調整歷史街區尺度、改善步行道斷面、建立連續步行系統、改善立交橋下的消極空間等舉措和實例，向與會者作了詳盡的解說分析。
在施衛良的演講中，“人性尺度”、“宜人”等關鍵詞不斷出現，其涵義實際上與城市的公***性密不可分。如果說機動車的激增破壞了城市本應具備的公***性，在理想狀態下，壹個沒有機動車交通的城市就應當最大程度地體現公***性。如邵韋平所指出的，水上城市威尼斯正是將城市的公***性發揮到了極致。威尼斯之所以能保持幾個世紀之前的城市格局，有賴於當地居民和政府高度的文化遺產保護意識。而在中國，無數歷史文化城市正面臨保護與發展的矛盾。張傑教授與邊蘭春教授從不同角度對此作了探討。張傑悉心鉆研多年寫成《中國古代空間文化溯源》，堅持從歷史中尋找出路。他所舉的 3 個實例充分表明，中國歷史上壹直都有豐富的城市文化，其博大精深的內涵可以為歷史城市的改造提供可信的借鑒依據。例如 ：福州的三坊七巷遺產保護規劃，以這座城市的大山水軸線為出發點，同時註重民居修繕與街巷整體規劃，為市民創造開放的生態環境 ；濟南的大明湖東擴設計，以北宋曾鞏任齊州知州時整治大明湖的經驗為參照，將水面盡可能多地饋贈於城市，多條遊湖線路的組織更突出了空間的豐富性與開放尺度 ；江西景德鎮的改建，則著眼於該地特有的陶瓷制造歷史，在保持建築基本格局的前提下，將廢棄廠房改造與步行街設計相結合，為城市註入了新功能。邊蘭春認為，中國城市生活的公***性與其復雜性和多樣性是並存的，對公***性的訴求體現著中國特有的制度框架的困境。他專註於北京這座有歷代王朝背影的城市，從皇權與民權、封閉與開放、割斷與連續、精神與物質等充滿矛盾張力的概念出發，啟示大家探討在城市歷史遺產保護中，何為真正的傳家寶。邊蘭春還通過對“玩物喪誌”和“格物致知”這兩句古話的辯證解析，批評了遺產保護裏重精神延續、輕物質遺存的偏見，提出精神與物質***存的目標。這壹批判性思維對當今中國的古城保護與發展而言備顯清新、及時和必要。邊蘭春從北京中軸線歷史建築與城市空間特征出發，引導大家就“公***空間”與“私有權利”思考中國城市的公***性。邊蘭春還從倫理高度審視城市形態和城市生活，其對“最好的城市”的理解，讓人們看到兼具人文積澱與現代活力和發展遠見、既保證公***空間的最大發展，又充分尊重私有權利的城市圖景。個中體現的辯證關系恰是對城市設計內涵的印證。
饒有趣味的是，朱文壹教授對本期論壇主題的英文表述提出了異議，認為與其說“Fostering”，不如談“Discovering”。他指出，中國城市有自身的文化，不要只是被動地仰望西方的理論與案例，而應當主動地發現中國城市裏固有的公***空間，擺脫舶來品的綁架，發現自己的文化特質。朱文壹耐人尋味地點出 2012 年熱議的電視節目《舌尖上的中國》，直言由飲食文化構成的公***空間才是具有中國特色的城市空間。朱文壹言談詼諧，其潛臺詞也令人回味。劉健教授則開宗明義地指出，人類的聚居本質決定了城市的公***屬性，社會公平是城市生活的基本準則，其實現需要公眾的廣泛參與。這與黃艷的觀點異語同調。劉健曾在巴黎國家高等建築學院訪學，對法國文化頗為了解，在其演講中引用了法國 19 世紀大文豪雨果對建築內部與外部屬性的定義，即內部屬於建築的主人，外表則屬於城市中的每壹個人，將其改變的行為是不可饒恕的。劉健以此說明，城市是全體居民***同創造的，而社會精英的教化會有效引導公眾的參與意識。這壹看法既經典又睿智，對逐步改善我國百姓參與意識仍十分薄弱的社會現狀很有啟發意義。劉健進而認為，培育和發展具有社會和文化內涵的城市生活是未來中國新型城鎮化的必然趨勢。這是壹個開放性的結論，與黃艷提出的城市在精神與文化層面實現公***性的目標再次不謀而合。對“中國城市公***性”這壹命題的理解，還有來自側面的審視，如周榕教授指出，從表面上看，中國城市空間的公***性表現得淋漓盡致，但背後卻是集體行為對公***空間的擠占。此看法壹經提出立即引來現場聽眾的熱烈反響。幾位嘉賓的觀點不盡相同，但是對問題本質作深度挖掘的勇氣和洞見皆令人欽佩。
哈佛大學設計學院的胡安 ? 布斯蓋茲（JoanBusquets）教授更多地從西方城市設計的角度關註中國城市的公***性。布斯蓋茲不但是成功的規劃設計師，也具有高度社會責任感的人文主義思想，其實踐兼具深度、廣度，既包括新城規劃和基礎設施建設，又有舊城重建和廢棄城區的改造。2011 年，布斯蓋茲因其對歐洲文化和社會的傑出貢獻而獲該年度的伊拉斯漠獎（Erasmus Prize）。演講伊始，布斯蓋茲即提出壹個大家普遍關註的問題 ：21 世紀的交通與城市舊的肌理之間的矛盾與解決方法。他引人入勝地分析了巴黎、巴塞羅那、紐約等案例，並告訴大家，今日北京的城市空間充滿各種可能性，看似矛盾的場所可以通過再循環的設計手法得到改善。位於曼哈頓下城、由壹條廢棄鐵路線改建而成的高線公園（High Line Park）便提供了很好的參照。布斯蓋茲認為，“設計”要在思想上體現前瞻性和人文價值，就此而言，城市設計與建築設計並無本質區別。
總的來說，中國的城市化仍處在初級階段是大家的***識。在城市化進程中，不可避免地會參照國外的經驗。演講嘉賓大多提到了西方的理論與案例，“巴黎”壹詞頻現。的確，就規模、繁榮程度、城市文化與歷史淵源而言，巴黎與北京堪可比較，但是西方的優秀案例卻無法照搬到中國城市建設的具體實踐中來。這兩座大都市的建設和發展所經歷的道路迥異，巴黎至今仍是可行走的城市，北京卻為機動車交通所困。這背後自有復雜的社會因素，重要的是，巴黎今日的發散式大林蔭道網乃是 19 世紀城市規劃師喬治斯－歐仁? 奧斯曼（Georges-Eugène Haussmann）提出的巴黎重建規劃的有機組成部分。林蔭道在規劃之初即被界定了步行功能，即便城市迅速膨脹，向外擴張的路網也延續著林蔭道的優秀傳統。北京的大尺度路網卻沒有任何傳統依據。這樣看來，巴黎的城市建設模式對北京的參照價值就非常有限。最好的解決辦法是從中國城市自身的歷史出發。在這方面，邊蘭春堅持致力於市政改造，將北京傳統城市空間裏特有的街道和胡同還給百姓。考慮到中國的現實，這壹舉措無疑是明智的。
理論方面，邵韋平提到哈佛大學經濟學教授愛德華 ? 格雷瑟（Edward Glaeser）於 2011 年出版的新著，《城市的勝利》（The Triumph of the City: HowOur Greatest Invention Makes Us Richer, Smarter,Greener, Healthier, and Happier）。該書壹出版即獲《紐約時報》的充分肯定，盛贊其“既博識又生動”（“Atonce polymathic and vibrant”）。作者的觀點在該書的副標題中得到高度概括 ：城市作為人類最偉大的發明，會放大人的優勢，讓人類生活更富有、更智慧、更綠色、更健康、更幸福 ；在全球經濟危機背景下，城市發展的美好前景必將消解經濟衰退帶來的負面效應。劉健提到法國著名哲學家、社會學家亨利 ? 列斐伏爾（Henri Lefebvre）於 1968 年出版的《進入城市的權力》（Le Droit à la ville）壹書，在社會學和城市研究領域激起熱烈反響。列斐伏爾指出，城市發展是人類社會發展的必然趨勢，每個地區都有參與城市發展進程的權力，每個人都有進入並參與城市生活的權力。這些著作有很強的說服力，也有視野和文化上的局限，比如列斐伏爾的方法即深受當時馬克思主義哲學和黑格爾哲學的影響，帶有明顯的時代烙印。格雷瑟是兼容芝加哥學派與劍橋學派的經濟學家，兩學派的經濟學方法和觀點並不完全適用於解析中國的現實。中國能否以自身文化和歷史為起點發展出自己的城市經濟學理論，使之在同等、甚至更高的水準上產生全球範圍的影響，很值得反復思考。
現場嘉賓都提到中國社會在轉型期的困境，更指出在這樣的困境下所面臨的特殊機遇。中國的城市有各種問題 ：就大都市而言，除了交通擁堵，市政基礎設施急需改善及就業問題嚴峻之外，還有如奧運會、世博會等盛大活動過後向正常公***生活過渡的問題 ；就小城鎮而言，消除城鄉差異是亟需解決的問題 ；大小城市之間更有發展不均衡、資源分配不公等矛盾 ；而人文環境和生態環境的建設又是從大都市到小城鎮都面臨的***同問題。所有這些挑戰帶給我們的，既有困惑和焦慮，更有蓬勃的動力。盡管困難重重，但必須看到：因大量鄉村人口湧入城市、汽車數量逐年激增，延續了多年的交通痼疾已開始引起全社會的廣泛關註；普通百姓開始以批判的眼光將我們的城市與西方發達國家的首都作對比，如施衛良在演講伊始即提到壹條比較北京與巴黎慢行系統的微博 ；城市規劃者正開始采取具體的措施改善現狀。人們越來越認識到，生活的舒適度與幸福感，以及城市的文化品位和人文環境是城市建設更關鍵的因素。這說明公眾眼界在不斷提高。各位嘉賓在回答年輕學子的犀利問題時幾乎不約而同地指出，在當今中國社會處於轉型期的特殊背景下，樂觀主義對城市規劃者意義重大，它對大家的思辨能力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論及樂觀主義，各位嘉賓的遠見卓識與真情流露將論壇的氣氛帶到高潮。
城市是永不枯竭的話題。城市在精神和文化層面上的公***性最難實現，需要全社會***同努力。在中國城市建設的速度和規模漸趨穩定之際，我們終於可以開始思考如何實現這壹目標。論壇嘉賓留給大家的開放性評論、思辨光輝和人文精神，必將長久激勵繼往開來的城市建設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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