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國南北朝的時候，東晉大書法家王羲之博采眾長，創立了壹種瀟灑清秀的書體。這種新書體很快在南方流傳。到了唐朝初年，由於唐太宗的提倡，王羲之的書法被認為是全國的正宗，在當時有很大影響。
唐初的書法家，首推歐陽詢。他的字“骨氣勁峭，法度嚴整”，自成壹家，人稱“歐體”。歐陽詢學書十分刻苦。相傳有壹次，他外出看到西晉書法家索靖書寫的碑石。初看印象不深；後來他又去看，才覺出妙處。於是，他在碑石下整整待了三天，仔細觀摩學習。歐陽詢晚年的字筆力更加剛勁。西安碑林中的《皇甫誕碑》就是他的作品。
盛唐時期的顏真卿，被後世稱為繼王羲之之後的又壹位書法革新家。他年輕時考中科舉。為了學書，他兩次辭官不就，跑到洛陽，想大書法家張旭學習。張旭見他有誌學書，就把不肯輕易告人的作書方法傳授給他。在張旭的指導下，他刻苦學習，形成了自己獨特的風格，人稱“顏體”。顏體的楷書端莊雄偉，行書遒勁郁勃。顏真卿用筆勻而藏鋒，內剛勁而外溫潤，字的屈折處圓而有力。碑林中的《顏勤禮碑》就是他的作品。
顏真卿之後，有較大影響的書法家是柳公權。他初學王羲之，後來遍觀唐代名家書法，認為顏真卿、歐陽詢的最好，就吸取了顏、歐之長，自成壹體。他的字骨力遒勁，結構嚴謹。世人有“顏筋柳骨”的說法。碑林中的《玄秘塔碑》就是他的代表作。
碑林中的書法美不勝收，是我國藝術寶庫中的瑰寶。藝術大師們留下的傑作，至今還閃爍著耀眼的光彩。
文先簡介了西安碑林，說明它是“我國最大的書法藝術寶庫”，稱這裏是“名碑薈萃”的地方。然後以歷史朝代為序，分別介紹了東晉的王羲之、唐初的歐陽詢、盛唐的顏真卿、顏真卿之後的柳公權等書法大家的事跡及其書法的主要特點。最後概括說明碑林中的書法在我國藝術寶庫中的地位。課文中介紹了歐陽詢、顏真卿、柳公權的代表作《皇甫誕碑》《顏氏家廟碑》《玄秘塔碑》，沒有講到王羲之的作品，這是因為王羲之作品的真跡已經失傳。碑林中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是唐朝的懷仁和尚集王羲之的字而成。
導遊詞：西安碑林座落於著名古城西安市三學街(因清代的長安學、府學、鹹寧學均設在這裏而得此名)。它於北宋二年(公元1078年)為保存《開成石經》而建立。九百多年來，經歷代征集，擴大收
藏，精心保護，入藏碑石近三千方。現有六個碑廊、七座碑室、八個碑亭，陳列展出了***壹千零八十七方碑石。在名碑薈萃的展室裏，展示了聖儒、哲人的浩瀚石經；秦漢文人的古樸遺風；魏晉北朝墓誌的英華；大唐名家的絕代書法以及宋元名士的瀟灑筆墨。書聖王羲之、畫聖吳道子書畫同輝的筆墨跡以及詩畫雙絕的王維的竹影清風更為碑林增輝溢彩。西安碑林以其獨有的特色成為中華民族歷史文物寶庫中的壹個重要組成部分，1962年被公布為中國第壹批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西安碑林是我國收藏古代碑石墓誌時間最早、名碑最多的壹座藝術寶庫，它不僅是中國古代文化典籍刻石的集中地點之壹，也是歷代著名書法藝術珍品的薈萃之地，有著巨大的歷史和藝術價值。
從歷史價值來說，許多碑文具有珍貴的史料價值，有的可藉以補充和訂正史書記載的遺誤，有的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史和地方史寶貴資料。如從陜西周至縣出土，光緒三十三年(公元1907年)移入碑林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國碑》，通高353厘米，寬103厘米，刻於唐德宗建中二年，用中國和敘利亞兩國文字記載了唐時基督教中壹派的景教由中亞傳入我國的情況。此外，唐《中尼合文之陀羅尼經幢》是我國唐代和尼泊爾人民友好交往的實證；《唐廣智三藏碑》記載了壹個印度僧人壹生在中國的經歷和密宗傳入日本的師承關系。等等這些都是研究中外文化交流和宗教史的珍貴資料。
《明德受紀碑》上刻有“大順”、“永昌”字樣。這是明未李自成領導的農民起義的遺物，記載著當時陜西大旱，糧價昂貴，“小麥每鬥二兩四錢，米每鬥二兩六錢”和“人食人犬亦食人”的悲慘景象；清刻《張化龍碑》，頌揚了當時領導陜西扶風、歧山壹帶農民反抗官府的張化龍；清刻《荒負歌》等，也記錄了壹些遭受官僚、地主壓迫剝削的廣大農民的苦難生活；元刻《重修牛山土主忠惠王廟碑》、《劉尚神道碑》和清刻《平利教案碑》等，均從不同方面記錄了元末紅巾軍起義和清末廣大勞動人民反抗剝削壓迫和帝國主義外來侵略的事實。
碑林中還記載了諸多歷代愛國主義人物，如被譽萬世師表的孔子，統壹中國文字的李斯，對蜀漢忠貞不渝的關羽，兩袖清風的鄭板橋，慷慨就義的民族英雄文天祥，虎門銷煙震驚中外的林則徐，歷代書法大師王羲之、顏真卿、於右任，以及勵精圖治的鄧廷楨，推行新法的康有為等。他們那憂國憂民，為事業堅韌不拔鍥而不舍的精神，激勵著壹代又壹代的中華兒女。
大量的石經，是碑林中古代重要的文獻資料。《石臺孝經》刻於唐天寶四年(公元745年)，是唐玄宗李隆基親自作序、註解並親自以隸書書寫的(孝經是孔子的學生曾參記述他也孔子的問答辭，主要內容講孝、悌二字)，此碑由四塊色如黑玉，光可鑒人，高590厘米的細石合成，碑上加方額，額上刻浮雕瑞獸、湧雲；額上蓋石，蓋石邊緣刻優美的卷雲，頂上作山嶽狀；碑下有三層石臺階，故稱“石臺孝經”；三層石臺四面都刻有生動的線刻畫，有茂盛的蔓草和雄渾的獅形怪獸，兩種不相協調的動植物被刻畫得融洽無間，整個構圖給人以威武、活潑的感覺，為盛唐的藝術精華。《開成石經》，是唐文宗太和四年(公元830年)接受國子監鄭覃的建議，由艾居晦、陳珍等用楷書分寫，花費了大約七年時間到開成二年(公元837年)刻成壹部石經。其中包括《周易》6卷，《尚書》13卷，《詩經》20卷，《周禮》11卷，《禮儀》17卷，《禮記》20卷，《春秋左氏傳》30卷，《春秋公羊傳》12卷，《爾雅》3卷，以及《公羊春秋》、《孝經》、《論語》等十二種經書和五經文字及九經字樣。計114石，文刻兩面，228面，字列八層，***六十五萬零二百五十二字。刻成後立於唐長安城的國子監內，成為當時知識分子必讀之書，同時也是讀經者抄錄校對的標準。此經是我國古代七次刻經中保存最完好的壹部，它儼然是壹座大型的石質書庫，這在我國印刷術發明以前，對文化的保存和傳播起了重要的作用。《石臺孝經》、《開成臺經》等名碑，原來豎立在唐長安城務本坊(今西安市南門外)的國子監內，唐末韓建(大尉許國韓公)縮小長安城後，這些碑連同其它壹些名碑都散落到了城外。唐昭宗以及後粱時期，陸續將這些石碑移到原唐代尚書省西隅。到宋哲宗元佑年間(公元1086-1093年)，又將全部碑石搬到學府之北，就是今天的碑林所在地。此外，明清兩代的《興學碑》、《修渠記》、《修棧道記》、《修城記》、《修廟記》等也有重要的史料價值。
西安碑林不僅是東方石質歷史文化的寶庫，更重要的是書法藝術的寶庫，享有“書法藝術故鄉”的美譽，令海外人士向往。碑林中早期石刻有宋代摹刻的秦峰山刻石，原碑為秦國丞相李斯所書。東漢中平二年(公元185年)刻的“曹全碑”，是用秀美的隸書寫的，這是全國漢碑中保存比較完整，字體比較清晰的碑刻，為漢碑中的精品。“漢熹平石經《周易》殘石”，它保存了我國最早的《周易》文句，相傳是當時著名學者、大書法家蔡邕以隸書書寫，方挺嚴整，為漢隸之典範。
唐代是中國書法藝術的繁榮時期。在唐代書法藝苑中，名家輩出，時有傑作，真、草、隸、篆，百花爭妍，猶如璀璨的群星，放射出永不泯滅的光輝。歐陽洵、虞世南、褚遂良、顏真卿、柳公權的楷書各創壹體，歐陽通、徐浩、史維則、懷素等也都是壹代名家。歐陽通書寫的《道因法師碑》，與其父歐陽詢的《皇甫誕碑》很相近，結構嚴謹，書法險勁，是值得珍視的書法名碑；顏真卿的《顏勤禮碑》、《顏家廟碑》、《多寶塔感應碑》等，氣勢雄渾，蒼勁有力，是標準的“顏體”；柳公權的《大達法師玄秘塔碑》，筆力遒美瘦挺，勁如削竹，結構峻整，神足韻勝，是“柳體”中最典型的代表作；唐代懷仁和尚從晉王羲之遺留的墨跡中選集而成的《大唐三藏聖教序碑》，則更是膾炙人口的佳作；著名草書家懷素的《千字文》，筆意奔放，流利灑脫，為世所珍。此外，宋起佶的《大觀聖作之碑》(瘦金體)和清代翻刻的《宋淳化秘閣帖》等，也是稀有的珍品。
除了書法，在北魏、唐、宋等碑誌上，還保存了大量具有藝術價值的精美圖案花紋。如唐刻《大智禪師碑》的兩側，以線刻和減地兩種手法並用的圖案作為裝飾，將蔓草、鳳凰和人物穿插布置，使人感到繁麗、活潑、美妙而有生氣；《石臺孝經》碑頭上的浮雕卷雲和獅子，碑座上線刻的精致蔓草、瑞獸等，也都表現了唐代雕刻所特有的富麗作風；唐刻《道因法師碑》座垢兩側，用流利的線條，刻出兩組人物，***有十多個卷發深目的異國裝束的人，牽馬攜犬，作準備出行狀，是不可多得的線刻佳作；北魏的《元暈墓誌》四側，分別刻著有表龍、白虎、朱雀、玄武四神形象，空隙中滿填流動的雲彩，呈現出飄逸而和諧的奇特意境。它們象綠林壹樣陪襯著繁花似錦的書法藝術，使碑林這座書法藝術寶庫，更加瑰麗異常。
碑林能較完整地保存到現在，是與清代乾隆年間陜西巡撫畢沅的貢獻分不開的。宋代時，由於無人管理，珍貴的漢唐碑碣有的被人用做磚甓，有的用於修橋，遭到人為的破壞。元代時，碑林的碑石曾兩次全部跌倒。明嘉靖三十四年(公元1555年)，陜西發生8級大地震，碑林裏的大量碑石因摔碰而斷裂。清乾隆三十七年(公元1772年)，畢沅率同僚到碑林視察，只見房屋倒塌，碑石橫臥於荊榛瓦礫之間，環顧四周，滿目荒涼，這使他十分震驚和痛心。他與同僚合義，采取修整房屋，整理石，編目著錄，組織石刻陳列，建立管理機構和保管制度等措施，重修和保護碑林。在他所著《關中金石記》中說：“前後堂廡，皆鼎新焉，旋於土中，搜得舊刻數十片，遂取《石經》及宋元以前都，編排甲乙，周以欄盾。明代及近人所，則汰存其佳者，別建三楹以存置。其鎖鑰則有司掌之，設法保護，以冀垂永久。”畢沅對金石文字有濃厚興趣，整修碑林在於“庶考古者，得以觀覽也”。(《畢沅在保護關中古跡上的貢獻》，文物天地，1983年第二期)他為保護珍貴文物作出了重要貢獻，很值得贊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