薛暮橋平靜地離開了這個喧囂的世界，但他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長期執著的探索精神，以及淡泊名利、堅持真理的大師風範永遠為我們銘記。在改革步入到攻堅階段，每壹項決策的做出都需經過各種利益集團博弈，壹系列市場取向的觀點都面臨巨大壓力的大環境下，老壹輩經濟學家薛暮橋的精神和風範顯得彌足珍貴。
身陷牢籠誌更堅 壹代大師初長成
薛暮橋(原名薛與齡)的壹生都獻給了無產階級革命事業，獻給了對社會主義經濟理論的探索和研究，而他的這種理想和信念早在青少年時期就已經紮根於心中。
1919年“五四”運動爆發，還未滿15歲的薛暮橋就跟隨高年級學生上街遊行演講。暑假期間，又與幾個同學創辦了壹張油印小報，每期發表幾篇批評列強、軍閥，宣傳愛國救國的文章，提倡抵制日貨等。每份報紙售價壹個銅元，銷路很好。有了收入，再買紙出下壹期，就這樣堅持辦了壹個暑假。“五四”運動中，馬克思主義傳入中國，薛暮橋開始閱讀宣傳***產主義的小冊子，革命思想的火花閃耀在他還略顯稚嫩的心靈中。1927年初，薛暮橋加入了中國***產黨。
有時，人生的命運往往被壹個關鍵的人、壹件關鍵的事所改變。在“四·壹二”反革命政變爆發後，當時任中***杭州區委工人部長的薛暮橋與其他幾位工會領導人壹起被捕入獄。在獄中，他遇見了時任中***浙江省委書記的張秋人，張秋人自知必死，但每天仍要讀書五六個小時。在臨刑前對薛暮橋說：“***產黨員活壹天就要做壹天革命工作。在牢中不能做革命工作，就要天天讀書。讀書就是為著革命。”這幾句話對薛暮橋來說是終生難忘的教誨，他的壹生從此有了明確的方向和堅定的信念。
薛暮橋開始了獄中的學習生活，他在艱苦的環境中閱讀了大量政治經濟學、哲學、歷史以及壹些自然科學著作，同時還刻苦地學習了英文和世界語。三年半的獄中生活，使他獲得了經濟學的基礎知識，這為他以後從事經濟研究工作打下了堅實的基礎。1979年，薛老訪美時，壹位美國教授問他畢業於哪所高等學府，薛老詼諧地回答：“我畢業於舊中國的牢獄大學。”李克穆告訴記者：“薛老的學習動力完全源於強烈的求知欲望，在獄中這三年的苦讀對他的成長相當重要。”
薛暮橋在獄中的學習積累很快派上了用場，出獄後不久，他與孫冶方、錢俊瑞等人壹起在***產國際黨員、歷史學教授陳翰笙指導下，從事農村經濟調查研究工作。1933年，陳翰笙推薦薛暮橋去廣西師範專科學校任“農村經濟”教員。薛暮橋說我連中學都沒有畢業，怎能到大學去教書？陳翰笙說不要緊，我為妳假造壹個履歷，為此薛老將名字從“與齡”改為“暮橋”。薛暮橋到廣西後不久立刻發電報回來說：不好，如果按照履歷上的介紹，我和這裏的校長就是同班同學了，要穿幫。陳翰笙說沒關系，妳和校長說是我推薦的就行了，“牢獄大學”畢業的薛暮橋開始在正規大學任教。而關於“暮橋”二字的由來，還有壹個小故事。在1958年春節期間，毛主席有壹次和薛老閑談，問他“暮橋”二字出自何處，薛老回答說，“暮橋”的名字是陳翰笙因革命工作需要為他起的。主席聽後隨口吟出了陸遊的兩句詩：“朝發雲根寺，暮宿煙際橋。”然後說：“陳翰笙喜歡陸遊的詩，大概是用的這個典。”關於“薛暮橋”名字的由來，薛老夫人羅瓊曾經講到：30年代初，陳翰笙推薦剛出獄不久、處境困難的薛老到廣西的壹所大學去講授經濟學，他自己政治處境也很困難，不久便出國了。當時陳翰笙說過：“末路窮途，有橋可渡。”暮橋二字應源於此。
就這樣，薛暮橋開始走上了系統研究中國經濟特別是農村經濟之路。當時，薛暮橋是《中國農村》月刊主編，《中國農村》月刊是中國***產黨人早期從事有系統的中國經濟發展研究活動的重要陣地。薛暮橋在《中國農村》上發表了大量論文，證明中國還是壹個半封建半殖民地社會，必須進行反帝反封建的土地革命，在社會上產生了深遠的影響。
薛暮橋的經濟學思想日趨成熟。新四軍建軍之初，薛暮橋受新四軍副軍長項英之邀，參加籌建新四軍教導總隊，並主持政治教育工作。他利用行軍的間歇期間，在膝蓋上寫出了《中國革命的基本問題》和《政治經濟學》兩本教科書。這兩本書成了新四軍抗大學員的教材，在革命人士中廣為流傳。李克穆說：“如今很多老同誌都說他們是薛老的學生，因為他們讀的第壹本經濟學著作出自薛老之手。”
敵後抗日施巧計 小小貨幣立大功
1943年，薛暮橋在奉命去延安的途中，被山東軍區司令員羅榮桓留在了山東解放區，協助進行對敵貨幣鬥爭。抗日戰爭期間，在沒有硝煙的經濟戰場上也進行著艱苦卓絕的鬥爭。在抗日戰爭勝利六十周年之際，回顧這段歷史，更能感受到當時對敵鬥爭的艱辛、體驗到薛暮橋這位老壹輩無產階級革命家、經濟學家的堅韌與智慧。
早在1938年，膠東抗日根據地就自己發行貨幣，稱作“抗幣”，作為“國民政府”規定銀行發行的鈔票——“法幣”的輔幣。1941年太平洋戰爭爆發後，日軍在其占領區排擠法幣，造成法幣幣值大跌，物價猛升。那時，山東分局和省政府不了解貨幣和物價規律，仍允許法幣在市場上流通，用行政手段強壓法幣與抗幣的比價。但由於法幣能在全國流通，抗幣只能在根據地流通，人民樂於收藏法幣，黑市上法幣的幣值反而高於抗幣。日本扶植的偽政府所發行的偽幣，可以禁止流通。但在敵占區的黑市上，偽幣幣值又高於法幣。在遊擊區，三種貨幣同時流通，偽幣幣值最高，法幣次之，抗幣最低。
怎麽才能改變這種劣勢？薛暮橋大膽地提出，要穩定根據地的幣值、物價，惟壹的辦法只有驅逐法幣，使抗幣能夠獨占市場。山東分局和省政府於1943年6月初在報紙上宣布，自7月1日起停止使用法幣，動員人民把法幣兌換成抗幣，或到敵占區換回物資。消息壹公布，市場上法幣立即下跌。排擠法幣使根據地換回大量物資，能夠用於支持抗幣，在物價上漲時拋出物資，回籠貨幣，提高抗幣的幣值，物價就自然回落。
驅逐法幣後，由於抗幣的流通數量滿足不了市場流通的需要，物價從穩定趨向下落。薛暮橋指出物價上升是壞事，物價大幅下跌也是壞事，報告分局應當增加抗幣，大量收購農產品，制止物價下落。就這樣，根據地發行的貨幣沒有用黃金、白銀、外匯作儲備，而是用物資來作儲備。隨著物價的漲落，工商局隨時吞吐物資，調節貨幣流通數量，以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
根據地內可以停用法幣，但對敵占區的貿易仍然要用法幣、偽幣，因此，必須明確它們同抗幣適當的兌換比率。起初，根據地與敵占區接壤的銀行往往強壓法幣、偽幣的比率，引起貿易入超，法幣、偽幣供不應求，比率回升。薛暮橋建議要按根據地和敵占區物價的變化和各種貨幣的供求情況，來靈活規定兌換比率。抗幣與法偽幣的比率，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貿易的入超與出超。1942年前為保護物資，根據地盲目禁止土產品出口，引起入超。後來改為鼓勵有多余的土產出口，主要協助商人經營進出口貿易，以減少日軍掃蕩時的損失。
當時山東豐富的出口資源主要是海鹽和花生油，這是上海人民的必需品。薛暮橋建議食鹽由工商局專賣，這樣對外貿易出超，法幣、偽幣供過於求，它們對抗幣的比率可以完全由邊緣地區的銀行和工商局操縱，更有利於保持根據地的物價穩定。花生油也由工商局收購，以私商身份運到上海銷售，換回軍需民用的重要工業品。上海日軍也知道這些花生油來自山東抗日根據地，但因市場必需，暗中保護。根據地印鈔票用的紙張、器材和部分軍用物資，都是用出口花生油的收入從上海采購來的。
薛暮橋在後來總結這段經濟工作的寶貴經驗是：提出貨幣鬥爭、貿易管理、生產建設三大任務，從貨幣鬥爭入手，並用貿易管理支持貨幣鬥爭。只有首先爭取貨幣鬥爭勝利，完成停法(幣)禁偽(幣)的工作，保護物資，穩定物價，克服經濟危機，才能進而談到發展經濟，保障供給。可以說，如果不是貨幣鬥爭的勝利，根據地的經濟將受到很大的損失。
1945年8月日本投降後，美國有個經濟學家來山東訪問，問薛暮橋山東的貨幣既無金銀作儲備，又無外匯作儲備，為何能夠保持幣值和物價的穩定。薛暮橋回答說我們有物資作儲備，如果物價上升，我們出售這些物資來回籠貨幣，平抑物價。薛暮橋還告訴他，在實行紙幣制度以後，貨幣所代表的價值取決於它的流通數量。我們的物價相對穩定，原因是我們適當控制貨幣流通數量。這個道理現在已經是經濟學常識，但當時歐美各國還保持金本位制，這個貨幣理論似乎還是創見。這位經濟學家問薛暮橋美國能不能實行這樣的貨幣制度，薛暮橋說美國現在掌握著世界三分之二的黃金，還可以實行金本位制。而薛暮橋萬萬料想不到，這次談話的30年後美國也被迫放棄金本位制，也要用控制貨幣發行數量來穩定物價，並因此產生弗裏德曼的貨幣主義學說。
在解放戰爭即將取得勝利的前夕，中央把薛老調到西柏坡，協助周恩來處理全國解放後的經濟建設工作。周恩來習慣於晚間辦公，規定處理財經、後勤工作的時間是晚上10點至次晨2點。於是，薛暮橋每天晚上都要到周恩來的辦公室，在他的直接領導下處理日常工作。當時國民黨報紙上有壹句話：周恩來手下有兩個人，壹個負責發炮彈，壹個負責發貨幣。“負責發炮彈”指的是軍委總後勤部長楊立三，而“負責發貨幣”指的就是薛暮橋。
求真務實屢建功 超脫淡泊看人生
在建國後的四十年中，薛暮橋先後擔任了中央財經委員會秘書長兼私營企業局局長，國家計委副主任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全國物價委員會主任，國家計委、國家體改委顧問，國務院經濟研究中心總幹事等重要領導職務。
雖然薛暮橋壹直身擔要職，但李克穆告訴記者：“薛老是壹個相當淡泊超脫的人。”新中國成立初期，中央開始給幹部定職定位，給那些對革命做出重大貢獻的幹部委以重任。當時擔任中央財政經濟委員會秘書長的薛暮橋，卻做出與眾不同的舉動。由於長期工作勞累，薛老在1951年患上了神經衰弱癥。為此，他向中央提出自己身體不好，要求辭去中財委秘書長等職務，以便集中精力進行經濟理論研究。薛老曾賦詩壹首：幽谷飛瀑滌塵俗，林泉深處養勞神。文山會海無已時，不如偷閑理經綸。詩句貼切的表達了薛老超凡脫俗的心境。
像薛暮橋這樣難得的經濟人才，中央難以同意他專做研究，不擔任領導工作。此後，政務院任命薛暮橋為國家計劃委員會委員兼國家統計局局長，就是在這個崗位上，薛老開創了新中國的統計事業。李克穆說：“薛老在對待名利上非常超脫，但在工作中卻十分務實，他從事經濟理論研究都是為了解決實際的問題。”上個世紀50年代薛暮橋創立了新中國的統計體系；60年代他主持建立了我國物價管理制度，並在“大躍進”後為成功地調整物價，實現穩定物價的目標做出了重要貢獻；70年代末他提出準許待業青年自找就業門路，支持鄉鎮企業，鼓勵長途販運，推進了集體經濟和個體經濟的發展；80年代初他深刻論述了我國必須實行商品經濟，並系統地提出了財稅、金融、價格、外貿以及國有企業等體制改革方案。
“薛老在長期的經濟工作中，特別在改革開放中提出的若幹建議，都具有很強的針對性和現實意義。薛老對於通過深入調查研究得出的結論，從不隨風而變，這在某些特定的歷史時期是很難做到的。最值得欽佩的是，當時代或實踐證明他的壹些觀點有問題時，他會毫不猶豫地去修正。堅持真理，修正錯誤，不斷汲取新的知識，更新自己的觀念，使薛老的理論觀點始終站在我國經濟理論界的前列。”李克穆評價說。
李克穆至今還記得薛老和錢學森的壹次討論。有壹次中央開會，錢學森找到薛老，說：改革開放了，經濟研究應該運用數學模型。薛老說：“很好，但壹定不要搞成‘數字遊戲’。如果輸入計算機的數據不準確，得出的結論就有問題，因為計算機缺乏‘測謊功能’”。對此，錢學森也十分贊成。當時，李克穆隨手在壹份《人民日報》的空白處，把這段對話記錄下來。後來，《半月談》雜誌把這兩位自然科學和社會科學巨匠之間的對話刊登出去。盡管這番對話的原始記錄已經難覓蹤影，但類似的討論如今仍在持續。從中我們可以感受到老壹輩學者對國家高度的責任心和嚴謹的治學態度。
而讓李克穆感觸最深的還是薛老在研究經濟問題時所做的細致入微的調查工作。印數達1000萬冊的《中國社會主義經濟問題研究》壹書，就是薛老去山東、安徽、江蘇等地區作了深入調研寫成的。李克穆開玩笑對記者說：“我和薛老壹起出去調研很有壓力，他在研究問題時太專註，有時眼睛壹直盯著某個事物，腳還在移動，我得隨時保護。”
薛老有壹個十分和睦的家庭，他與夫人羅瓊相識在上世紀30年代進行農村經濟調查時期，1935年結為伴侶。羅瓊長期從事婦女工作，曾任全國婦聯副主席、第壹書記等職。他們有三個女兒，其中最小的女兒薛小和與父親相處的時間最長，並繼承了父親研究經濟問題和善於寫作的才能。
薛老在晚年仍然筆耕不輟，曾有記者問薛老如此高齡，為何還每天堅持長時間寫作時。薛老的回答很簡潔：“如果我不寫作，不思考經濟發展問題，那麽我活著還有什麽意思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