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大城市和城市群日益成為帶動中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
快速的城鎮化不僅伴隨著農村勞動力向城市的轉移，經濟活動向城市集中的趨勢也愈發明顯。2000年地級以上城市的GDP占全國GDP的比重為48.3%，到2018年，全國GDP的62%由地級以上的城市（市轄區）生產。在地級以上城市的產值中，59%由35個主要城市（直轄市、副省級城市、省會城市）生產。與此同時，主要的城市群和都市圈成為了創新要素集聚、人口密度高、產業競爭力強、經濟效率最優的地區。據測算，2018年，全國19個城市群的人口占全國的比重為80.1%，GDP占比為88.0%。特別是以京津冀、長三角、珠三角為代表的三大城市群以全國6.57%的國土面積承載了全國29%的人口，實現了43.1%的地區生產總值、72.4%的進出口總額和57.3%的研發經費投入，在國家經濟社會發展中的龍頭作用突出，輻射帶動作用明顯。
（二）大城市的服務業比重不斷提升
大城市正經歷著制造業為主的第二產業權重逐漸下降，服務業權重逐漸提高的產業升級換代過程；中小城市和小城鎮則大多仍然以制造業或資源型產業作為主導產業。2017年，直轄市和副省級城市的服務業比重分別為66.3%和59.8%，地級城市的服務業比重僅49.9%。上海、北京、深圳、重慶4個城區人口超過1000萬的超大城市，服務業比重平均達到66.1%；天津、成都、廣州、南京、武漢5個500~1000萬的特大城市，服務業比重也達到60.6%。在少數超大型城市，這種產業格局已經非常明顯。比如，北京市服務業占比已經高達80%，上海市也達到了70%。
表3 2017年不同行政級別和人口規模城市的產業結構 單位：%
數據來源：《中國城市統計年鑒2018》《中國城市建設統計年鑒2017》。
從發達國家的經驗來看，較小的城市趨向於標準化的制造業生產和專業化的服務活動，而較大的城市因擁有更加多樣化的經濟基礎，集中於高技術的制造業和特定的商業服務。城市發展的動態模式壹般為：在經濟發展的早期，大城市趨向於制造業導向，但隨著城市化進程，大城市的服務業導向更加明確。例如，1950—1970年代，美國的鋼鐵、紡織、汽車、造船、飛機、紙漿與造紙、石油化學品等產業高度集中在特定的大都市區。大部分城市在大部分制造業活動中的從業者很少。除了那些發展專業化制造業的城市，美國壹些小城市在特定的消費者服務活動上也實現了專業化發展，比如養老服務，健康服務、保險服務等。
（三）大城市和行政級別較高城市的收入溢價顯著
以長三角地區為例，2017年，上海（超大城市）的人均工資比南京（特大城市）高38%，比寧波（大城市）高45%，比鎮江（中等城市）高67%，比銅陵（小城市）高86% 。收入上的顯著差異、豐富的公***資源、更多的就業機會吸引人們源源不斷的湧入大城市，戶籍限制和高房價並未改變這種趨勢。簡?雅各布斯（Jane Jacobs）在其著作《美國大城市的死與生》中指出，經濟實力較強的大城市能夠吸引到更優秀的人才，這與中國目前勞動力流動的結構現狀十分吻合。2018年的廣東高校畢業生就業報告顯示，53%的應屆畢業生選擇了壹線城市廣東和深圳，16%選擇了佛山和東莞兩個珠三角內規模次之的城市，另有13%流向珠三角內其他五個規模較小的城市。盡管近年來受到區域間產業轉移、大城市房價高漲，以及二三線城市優越的人才政策、較低的戶籍門檻等因素的影響，出現了人口回流、轉向的現象，但勞動力就業或擇業時依然將壹線大城市作為優先選擇。
（四）行政管轄等級賦予不同城市及城鄉不同的發展權
建國初期，中國城市行政區劃體系分為直轄市、設區的市、不設區的市、鎮四級，在形態上類似西方國家，但明確規定市“是屬於省、自治區、自治州領導的行政單位”。20世紀80年代以來，中國城鄉社會經濟結構發生了深刻變化，大城市對經濟發展的帶動和促進作用變得更強，大城市和中小城市的發展差距日益顯著。出於人口規模擴張以及產業發展、基礎設施建設的需要，原有傳統的設市模式和標準嚴重阻礙了壹些迅速壯大中的城市的發展。為加快對城鎮化的推動，中國對市制進行了重大調整，通過整鄉改鎮、整縣改市、撤地設市和市領導縣（市）等區劃調整賦予城市在更大範圍的行政管轄權力。市制成為中央和上級政府推進城市化進程的重要手段，也是政區等級的壹個標誌。
與此同時，城市的行政區域遠大於城市連續建成區的範圍，真正具有城市功能的地域在城市行政區域中所占比重不大，特別是以整縣改設的市（區）往往大部分是農村地域。城鄉合治的政區格局導致了鄉鎮層面發展自主權不足。城鄉之間行政地位的不平等，導致資本、教育、醫療、優惠政策等資源向城市地區集中，這種公***或非公***資源的集中必然進壹步強化人口從農村向城市遷移的進程，導致城鄉之間在公***服務和居民收入方面的差距擴大。
（五）治理能力不足制約城市可持續發展
勞動力向少數特大城市和大城市的加速集聚，給城市公***設施供給、公***安全保障等提出了巨大的挑戰，給社會管理和公***服務帶來了巨大壓力。進入2000年後，以北京、上海為代表的超大城市出現了較為嚴重的交通擁堵、房價高企、公***服務資源短缺、大氣汙染等“大城市病”，壹時間，“控制”和“疏解”成為這兩座城市的重要政策取向。從國際經驗看，人口並非導致“城市病”發生的主要原因。以環境問題為例，諸多國際大都市都曾在二戰之後出現過環境惡化問題，如倫敦煙霧事件、洛杉磯光化學煙霧事件等。但如今這些城市的人口已經比半個多世紀前更多，並不斷吸引更多人居住生活，而其環境質量不僅沒有繼續惡化，反而得到了極大的改善。面對不斷增多的外來人口，政府治理機構與其動用行政手段消耗人力物力成本以控制和疏解人口，不如通過引導產業結構調整，提高技術和管理水平，促進外來人口的文化融入，積極地應對人口增長給城市治理帶來的挑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