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觀經濟管理 2008年05期
黨的十七大報告中強調，實現未來經濟發展目標，關鍵要在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方面取得重大進展。其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我們黨總結近30年特別是近年來經濟發展和改革開放實踐，科學分析我國在新世紀、新階段面臨的新課題、新矛盾基礎上提出的重大戰略方針。轉變經濟發展方式，在內涵上既要求實現經濟增長由粗放型向集約型、外延型向內涵型轉變，提高要素投入產出效率和全要素生產率，也要求實現需求結構、產業結構、要素結構的優化升級，實現國民收入分配結構有效改善，實現人與自然的和諧發展和人的全面發展。從“增長方式”到“發展方式”調整，體現了我們黨發展理念的重大轉變和創新，對於促進國民經濟又好又快發展，實現全面建設小康社會奮鬥目標的新要求，具有十分重要的理論與實踐意義。
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重大現實意義
黨的十七大提出轉變經濟發展方式這壹重大命題，其重大現實意義主要體現在：
第壹，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順應世界發展新潮流的戰略選擇。當今世界正在發生廣泛而深刻的變化，經濟全球化趨勢增強，國際分工形態發生新的變化；新科技革命向縱深推進，新技術、新產業和新經濟形態不斷湧現；全球氣候和環境變化加劇，人類面臨的***同挑戰增多。這些變化，推動國際社會調整和轉變發展理念，促進各國探索和創新發展模式，以適應更加復雜的變化和應對更加嚴峻的挑戰。能否順應世界發展的新變化，加快以現代發展方式替代傳統發展方式，關系到我們能否牢牢把握發展的主動權，更好地應對全球化競爭和各種挑戰，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的發展前景和國家的戰略利益。
第二，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是適應我國新階段發展新要求的必然選擇。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發展取得舉世矚目的成就，在國際社會的影響力迅速上升，但為經濟高速增長付出的成本很高、代價很大，經濟的持續快速發展面臨諸多挑戰。要解決深層次的矛盾和問題，如降低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過度依賴，降低儲蓄率和提高消費率；調整城鄉和區域結構，增強發展的協調性；調整收入分配關系，提高公***服務水平；加強人力資源開發和人力資本積累，增強自主創新能力；降低單位國內生產總值能耗和加強生態環境建設，都要求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能否適應發展新階段的新要求，在轉變發展方式上取得新的重大突破，關系到我國能否在較長時期內保持經濟平穩較快發展，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現代化目標能否實現。
第三，轉變發展方式是探索中國特色現代化道路的必然要求。與已經實現工業化的發達國家相比，我國面臨許多特殊的挑戰。我國在工業化任務尚未完成的條件下，就面臨後工業化國家以知識和創新為基礎的新經濟形態的競爭壓力；在以科技進步和創新為基礎的競爭優勢尚未確立的情況下，就面臨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減弱的壓力；在經濟發展和人民收入水平仍然較低的情況下，就要解決發達國家在工業化後期才集中解決的資源環境和人口老齡化等問題。這就決定了我們不能走發達國家已經走過的傳統工業化道路。能否立足中國國情，實現發展方式的轉變，關系到我國在工業化、城鎮化進程中能否有效應對各種挑戰，也將從根本上決定我國能否走出壹條具有中國特色的工業化、城鎮化道路。
二、傳統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主要特征
改革開放以來，我國經濟實現了持續快速增長，1979年～2006年，GDP年均增長9.7％。但過去30年經濟快速增長主要是依賴傳統經濟發展方式實現的，這種發展方式的基本特征是：
第壹，經濟增長高度依賴投資和出口，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較弱。進入本世紀以來，我國投資增長偏快，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成為宏觀經濟運行的重要特征。“十五”時期，投資增長相對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高於“九五”時期1倍以上，使投資率呈現不斷上升趨勢。2001年～2006年，我國全社會固定資產投資年均增長22.2％，遠遠高於按現價計算的國內生產總值年均增長13.3％的速度，投資率從2001年的36.5％提高到2006年的42.7％，增加了6.2個百分點，但消費率卻從2001年的61.4％下降到2006年的50％，降低11.4個百分點，其中，居民消費率下降到歷史最低點，僅為36.4％。投資和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持續提高，由2001年的50％提高到2006年的61.1％。
第二，經濟增長高度依賴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的擴張，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近年來，我國第二產業特別是工業發展明顯偏快，經濟增長對工業的依賴程度提高，而服務業發展明顯滯後。2001年～2006年，全國第二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45.1％提高到48.7％，工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由39.7％提高到43.1％，分別提高了3.6和3.4個百分點；而同期第三產業增加值占國內生產總值的比重卻從40.5％降低到39.5％，第三產業就業人員占全部就業人口的比重只有32.2％，不僅遠低於發達國家，也明顯低於發展中國家的平均水平。第二產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2001年的46.7％提高到2006年的55.5％，其中，工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2.1％提高到49.2％，而服務業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由48.2％下降到38.6％。
第三，經濟增長高度依賴低成本資源和生產要素的高強度投入，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偏低。由於成品油、水、電、礦產資源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偏低，使得資源消耗成倍增長。“十五”時期，我國能源、電力和投資相對於經濟增長的彈性系數比“九五”時期提高1倍多；煤炭產量增長1倍多，水泥產量增長79％，鋼材產量增長1.87倍。目前，我國已經成為世界上煤炭、鋼鐵、鐵礦石、氧化鋁、銅、水泥消耗最大的國家，是世界上能源消耗的第二大國。資源和生產要素的價格扭曲，客觀上刺激了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不利於節能降耗和自主創新。同時，科技進步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沒有明顯提高。更重要的是，我國產業技術進步在相當程度上是外源性的，而不是內生性的，技術過度依賴引進，科技含量高的關鍵裝備基本上依賴進口，裝備類機械產品進出口逆差不斷擴大，技術開發總體上仍處在模仿追趕階段。
三、傳統經濟發展方式難以為繼
由於過去支撐我國經濟發展方式的外部環境和內在條件有的已經發生變化，有的正在發生變化，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變得越來越迫切。不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不僅原來積累的矛盾難以根本解決，而且還會帶來新的矛盾和問題。從壹定意義上講，我國已經到了“經濟轉型期”。
第壹，經濟增長對投資和出口的高度依賴，必然引發流動性過剩和通脹壓力不斷加大。持續的投資高增長，不斷轉化為生產能力和供給能力，使資本形成率不斷提高，而最終消費率的下降使最終消費能力相對於生產能力不斷萎縮，在國內市場難以消化不斷擴張的生產和供給能力的情況下，過大的生產和供給能力通過擴大出口來釋放，必然加劇外貿順差擴大和國際收支不平衡。2001年～2006年，我國外貿順差由2001年的225.5億美元提高到2006年的1775億美元。外匯儲備迅速增加，不斷加劇流動性過剩，在現行體制條件下，又會推動投資高增長和產能過剩。固定資產投資持續高增長，貸款和貨幣投放持續增加，通膨的壓力必然要持續增大並最終表現出來。
第二，經濟增長對第二產業特別是制造業的高度依賴，必然帶來產業發展失衡。從國際經驗看，制造業發達的國家都有完善的研發、設計、金融、物流、信息、咨詢、營銷等生產服務環節，制造業發展已經越來越離不開生產性服務業的支撐與推動，制造業與服務業的融合已經成為發展趨勢。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不僅有利於提升制造業競爭力和通過服務創造價值，提高在國際產業分工體系中的地位，還有利於發揮我國人力資源優勢，降低經濟增長的物耗與能耗，減少環境汙染。我國被稱為“世界工廠”，但制造業發展主要依賴資源和生產要素低成本優勢，生產性服務業結構層次偏低發展明顯不足，究其原因，主要是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市場化程度不高、政策環境不完善，生產性服務供給與制造企業需求不完全對應，難以滿足制造業轉型升級的需要，制約了制造企業的服務外包，同時，發展生產性服務業所需要的人力資本不足。這些問題，造成制造業低水平擴張，加工組裝比重過大，而生產性服務業發展不足，服務業對產業轉型升級和經濟增長的貢獻率明顯偏低。
第三，經濟增長對資源和生產要素過度依賴，必然導致資源環境壓力加大。從發展趨勢看，長期以支撐經濟快速增長的低成本優勢正在發生重要變化，勞動力供需總量和結構的變化，以及完善社會保障制度和公***服務，使勞動力社會成本將趨於上升；完善土地管理制度和提高征地補償標準，土地成本將趨於上升；對能源和礦產資源需求迅速增加和國際市場能源和礦產資源價格提升，使資源成本將明顯上升；用經濟手段加大環境治理力度和外部成本“內部化”，也將明顯加大環境成本。更重要的是，過度依賴資源消耗帶來的汙染和排放，將使資源環境的承載能力逐步走向極限。如果經濟發展方式沒有變化，就可能突破資源環境承載能力的極限和邊界，付出的代價將難以估量。
四、加快推進經濟發展方式的“三個轉變”
我國經濟發展的新階段，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提出的緊迫要求，集中反映在：壹是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增強消費對經濟增長的拉動作用，降低經濟增長對出口和投資的過度依賴。二是推進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特別是加快發展生產性服務業，促進制造業與生產性服務業的互動發展，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國際競爭力。三是以提高自主創新能力為中心環節，大幅度提高科技進步和創新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緩解經濟增長對能源資源和生態環境的壓力。
第壹，在需求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投資、出口拉動向依靠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轉變。堅持擴大國內需求特別是消費需求的方針，把經濟發展建立在居民收入不斷提高和消費需求不斷擴大的基礎上，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者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提高低收入者收入，擴大中等收入者比重。加大政府的社會保障投入和公***服務支出，穩定居民的消費預期和增強消費信心。同時，合理調控投資過快增長，引導向公***基礎設施和服務領域的投資，逐步降低投資率。轉變外貿增長方式，統籌協調我國經濟發展與國際產業轉移的關系，逐步形成內需與外需互動型增長機制，促進對外貿易和國際收支平衡，促進國民經濟良性循環，形成消費、投資、出口協調拉動經濟增長的局面。
第二，在產業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第二產業帶動向依靠第壹、第二、第三產業協同帶動轉變。堅持走中國特色新型工業化道路，做強高技術產業，推進高技術產業從加工組裝向自主研發制造延伸，提升高技術產業附加值和核心競爭力；用高新技術改造傳統產業，推動傳統產業轉型升級；振興裝備制造業，依托重點工程和重大項目，加快重大技術裝備開發，提高裝備制造業對現代化建設的保障程度；抓住有利時機，加快淘汰鋼鐵、煤炭、電力、有色、化工、建材等行業的落後生產能力，有序發展資源效率高、規模效益好的現代能源、原材料產業。當前，尤其要重視生產性服務業對產業結構優化升級的促進與推動作用，加快推進生產性服務部門的市場化進程，不斷完善政策環境，調整生產性服務部門的供給結構，加快發展金融保險、研發設計、綜合運輸、現代物流、信息服務、商務服務等生產性服務部門，提升制造業的知識、技術和人力資本含量，通過生產性服務滲透到制造環節，從而大幅度提高制造業附加值，提升經濟整體素質和產業國際競爭力。
第三，在要素結構上，促進經濟增長由主要依靠增加物質資源消耗向主要依靠科技進步、勞動者素質提高、管理創新轉變。堅持走中國特色自主創新道路，著力構建科技與經濟緊密結合、互相促進的體制。加快建設國家創新體系和以企業為主體、市場為導向、產學研相結合的技術創新體系，引導創新要素向企業集中。在繼續發揮比較優勢的基礎上，培育以科技進步和提高勞動者素質為基礎的新競爭優勢。當前，尤其要抓住我國經濟快速發展對科技創新成果的市場需求擴大和工程實踐機會增加的戰略機遇，緊密結合經濟社會發展緊迫需求，調整科技資源戰略布局，培育壹批產業特色鮮明、配套體系完整、具有自主知識產權的產業群，帶動自主創新能力的整體躍升。同時，要大力完善鼓勵技術創新和科技成果產業化的法制環境、政策體系、激勵機制、市場環境。大力實施知識產權戰略，全面提升知識產權創造能力和水平，促進自主知識產權成果的產業化應用，完善知識產權法律法規體系。
五、關鍵在深化改革和完善體制
我國經濟發展方式不合理，根本原因在於體制條件，主要癥結是市場體系還很不健全，要素市場發展滯後，資源要素價格扭曲，市場主體特別是企業行為還不規範；財稅和行政管理體制改革還不到位。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要取得實質性進展和重大突破，最根本的是要深化改革，完善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培育和增加市場功能，增強市場機制對技術進步和節能降耗的激勵和“倒逼”效應。當前，最迫切的任務主要是：
第壹，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資源價格偏低，必然造成對資源過度需求和浪費，誤導資源性產業過度發展，致使產業結構升級缺乏壓力和動力。完善資源價格形成機制，就是要使各種資源價格反映市場供求關系、資源稀缺程度和環境損害成本，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在充分競爭中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要積極穩妥地推進石油、天然氣等資源性產品價格形成機制改革，逐步矯正價格扭曲；較大幅度地提高資源稅率，建立健全資源有償使用制度和生態環境補償機制，形成引導和激勵市場主體節約資源、提高資源利用效率的機制。資源價格改革涉及利益結構的調整，還會遇到低收入者承受能力問題，但不下決心推進這項改革，價格扭曲狀況便很難扭轉，轉變經濟發展方式也很難落到實處。
第二，深化財稅體制改革。1994年“分稅制”改革後，中央政府的收入比重有了較大提高，但財力與事權相匹配的體制尚未形成，壹般性轉移支付規模和比例雖然增長較快，但仍不能滿足“基本公***服務均等化”的需要。以增值稅為主體的財稅體制，客觀上刺激了地方不顧資源和環境條件，盲目發展財政增收效益大的傳統重化工業。加快轉變經濟發展方式，迫切要求對現有財稅體制進行新壹輪戰略性調整。要在合理劃分中央和地方權責的基礎上，相應提高中央政府的支出責任和轉移支付力度，適當整合專項轉移支付項目，提高壹般性轉移支付比例；逐步建立與主體功能區管理相適應的財稅體制，增加對限制開發區和禁止開發區用於公***服務和生態環境補償的財政轉移支付；加快增值稅轉型，研究開征物業稅，逐步建立以財產稅為主體稅種的地方稅收體系；提高資源稅率、開征環境稅，建立健全資源環境稅收制度。
第三，加快行政管理體制改革。建立權責壹致、分工合理、決策科學、執行順暢、監督有力的行政管理體制，加快建設服務政府、責任政府、法治政府、廉潔政府和效能政府。構建決策權、執行權、監督權既相互制約又相互協調的權力結構和運行機制。加強宏觀經濟調控部門的功能互補和信息***享，進壹步健全國家發展規劃、產業政策和財政政策、貨幣政策之間相互配合的宏觀調控體系。按照中央統壹領導、充分發揮地方主動性積極性的原則，明確中央和地方對經濟調節、市場監管、社會管理、公***服務方面的管理責權。逐步理順中央和地方在財稅、金融、教育、醫療和社會保障等領域的分工和職責。完善政府績效考核體系，實施重要指標統計考核公布制度，形成政府機構、專業組織和社會公眾***同參與的評價機制。
第四，構建有利於經濟發展方式轉變的微觀基礎。企業是市場經濟的主體，也是轉變經濟發展方式的微觀基礎。要繼續深化國有企業改革，加快建立規範的現代企業制度；優化國有經濟布局和結構，增強國有經濟活力；積極推行公有制的多種有效實現形式，發展混合所有制經濟；深化壟斷行業改革，引入競爭機制；積極推進企業重組並提高產業集中度，培育有國際競爭力的大公司；促進民營企業制度建設和管理規範化，提高集約經營水平。
作者介紹：王壹鳴，宏觀經濟研究院常務副院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