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場經濟的利弊是什麽？

第壹個例子是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市場，這是改革中“計劃”與“市場”之爭的基本問題。現代經濟學的壹般均衡理論是市場價格作為資源配置機制的最基本的理論參考框架。這壹理論使我們理解了為什麽無管制的價格反映了商品的稀缺性，並在市場經濟中發揮調節供求的作用，以及在什麽情況下個人自利的經濟行為可以在沒有政府幹預的情況下通過市場實現社會經濟效率。對於用市場代替計劃，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發揮作用，具有根本性的理論意義。無論是評價以往的改革路徑和當前的改革措施，還是提出新的政策建議，這壹理論都是討論資源配置的基礎。中國50年代中期的改革嘗試，由於對市場在資源配置中的作用認識不足，單純強調行政放權，導致改革嘗試失敗。20世紀80年代，壹般均衡理論被引入中國，市場價格和市場機制在資源配置中的核心作用逐漸成為中國經濟改革者關註的焦點。然而，即使在市場經濟改革方向已經確立的今天，各種扭曲價格、限制競爭、抑制市場發揮資源配置作用的政府政策仍然層出不窮。診斷這些政策的後果並提出改進方法，離不開基於壹般均衡理論的分析。這個例子說明，現代經濟學的理論參照系，雖然看似抽象、不切實際，但對研究中國的改革有重要的實用價值。第二個例子是企業問題，90年代成為中國深層次改革的熱點問題。壹般均衡理論是關於價格的，不是關於企業的。20世紀70年代以來，特別是八九十年代，隨著博弈論、信息經濟學和契約理論的發展，現代經濟學在企業產權、所有權和治理結構的研究上取得了突破。現代企業理論從激勵問題出發，分析了企業中管理者、大小股東及其他利益相關者之間的利益沖突和調整機制。基於這壹理論的實證研究發現了現實中公司治理結構的許多規律。這些現代經濟學中蓬勃發展的理論、實證結果和分析方法在20世紀80年代末和90年代被引入中國，這對研究中國的企業改革非常有用，至少在兩個方面。壹方面，我國企業改革的方向符合發達經濟體的現代公司模式，所以用現代經濟學研究發達經濟體的公司，有助於通過比較發現我國企業改革中存在的問題，提出有遠見的政策建議。另壹方面，考慮到轉軌中的企業與成熟市場經濟中的企業在自身特點和環境上存在巨大差異，而且這些差異不容易在短時間內消除，現有企業理論中現成的結論不能直接套用。然而，分析工具仍然有用，因為它們抓住了壹般企業問題的本質。利用這些工具，對現有模型進行修正，並加入特殊的歷史和制度因素(如企業所有者不全是私有，產權安全無法保障，合同和法律無法高效公正執行)，結果既符合中國實際，又有深度分析。這樣可以把對轉型期企業的研究提高到壹個新的高度，提出壹些符合中國國情的政策建議。這個例子說明，現代經濟學中成熟市場經濟的研究成果可以直接應用於中國改革的研究，或者可以加以修改和發展。第三個例子是轉軌過程中政府的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這是壹個比前兩種情況——市場和企業——更深層次的問題，因為政府的行為對市場功能和企業活力的發揮具有基礎性(正面或負面)影響。與前兩種情況不同，現代經濟學對政府經濟行為的研究相對有限，遠不如對市場資源配置和企業問題的研究深入和成熟。根本原因是發達的市場經濟是以法治為基礎的，政府的任意行為受到法律的約束，很難侵犯產權，限制企業的自由設立和發展。政府的主要經濟責任是提供公共產品，如基礎教育和公共衛生服務。轉型經濟和發展中經濟的情況大不相同:通過建立法治來約束政府行為往往需要很長時間。在法治完善之前，政府的行為，尤其是地方政府的行為，對經濟影響最大、最突出的，不在於提供傳統公共產品，而在於政府對待地方新興非國有企業是“養雞生蛋”還是“殺雞生蛋”，這往往決定了某個地方的經濟活力程度。什麽因素決定地方政府的行為進而決定地方經濟的興衰，這無疑是轉軌經濟提出的新問題，現代經濟學沒有現成的答案。然而，現代經濟學提供了壹個有用的視角，即地方政府官員與其他經濟人壹樣，與其提供的激勵密切相關。同時，現代經濟學在研究其他問題時發展起來的分析工具也可以借鑒。比如研究企業組織內部管理集權與分權利弊的模型，可以用來研究政府組織內部中央與地方的權力分配關系，以及它如何影響地方政府的激勵和行為。因此，我們可以用現代經濟學的分析框架來評價地方政府行為的變化，進而解釋轉軌過程中不同地方甚至國家經濟績效的差異。這樣就可以深入研究20世紀80年代中國中央向地方分權和財政承包制對地方政府行為和所轄地方經濟的影響。壹方面，眾所周知，財政聯產承包責任制加劇地方保護主義，伴隨著中央財政收入下降等問題。另壹方面給了地方政府很高的邊際財政留存率。實證研究表明，在財政聯產承包責任制實施過程中，地方政府的邊際財政留成率越高，其財政激勵越高，自身利益與地方經濟繁榮結合越緊密，更願意幫助和支持而不是阻止和扼殺地方有活力的非國有經濟，導致地方非國有經濟發展越快。這與俄羅斯上世紀90年代的情況形成鮮明對比。由於俄羅斯地方政府的財政收入幾乎與當地經濟發展無關，地方政府沒有發展當地經濟的財政動力，反而不斷騷擾和掠奪新興的私營經濟。俄羅斯地方政府的這種行為被認為是阻礙新興私營經濟發展的重要原因。[4]這個例子說明，即使研究中國改革中的特有問題，也可以借用現代經濟學中發展起來的分析工具來研究其他問題。另壹方面，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現狀不僅為現代經濟學的研究提供了有趣的素材和經驗數據，而且用現代經濟學的方法研究轉軌和中國改革也豐富和發展了現代經濟學。由於政府行為及其對經濟的影響是轉軌經濟中最突出、最受關註的問題，也是經濟發展中帶有普遍性的深層次問題，對這壹問題的研究自然成為近年來轉軌經濟學的壹個核心內容。而轉軌經濟學的這壹研究也影響和刺激了經濟學其他領域的研究。對發展經濟學有直接影響——畢竟發展中經濟和轉軌經濟在制度環境上有相似之處——比如推動政府行為與民營經濟發展關系的研究。也引發了20世紀90年代形成的經濟學(包括金融學)的壹些新的研究熱點，比如比較世界(包括發達國家)的金融制度、法律制度、金融監管制度，分析它們對政府行為、企業融資、經濟績效的影響，這些都不是以往研究的重點。由此可見，對轉軌經濟和中國改革的研究確實會有助於現代經濟學的發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