韋伯在該書中論述宗教觀念（新教倫理）與隱藏在資本主義發展背後的某種心理驅力（資本主義精神）之間的生成關系。全書正文分上下兩篇，***七章。韋伯力圖使用分析統計數字確立壹個事實，即資本主義興業興趣和成功率與基督教新教背景存在著某種相互關系。韋伯指出：“在任何壹個宗教成分混雜的國家，只要稍稍看壹下其職業情況的統計數字，幾乎沒有什麽例外地可以發現這樣壹種狀況：工商界領導人、資本占有者、近代企業中的高級技術工人，尤其受過高等技術培訓和商業培訓的管理人員，絕大多數都是新教徒。資本主義愈加放手，這壹狀況亦愈加明顯。”對這種現象韋伯舉了許多例子分析其中的原因，指出，從表面看似乎是由於天主教專修來世，新教著重現在的物質享樂，但同時卻又存在既苦修來世又腰纏萬貫、極度的虔誠和毫不遜色的經商手腕的驚人結合。這種結合使人們可以推測：“在以苦修來世、禁欲主義、宗教虔誠為壹方，以身體力行資本主義的獲取為另壹方的所謂沖突中，最終將表明，雙方實際上具有極其密切的關系。”因此問題只能是：“艱苦勞動精神、積極進取精神（或不管將其稱為什麽精神）的覺醒中往往被歸功於新教，必須不要像流行的看法那樣將其理解為對生活樂趣的享受。如果舊日的新教精神和現代的資本主義文化之間有什麽內在聯系的話，我們無論如何也不應在所謂多少帶點唯物主義色彩或至少反禁欲色彩的聲色享樂中尋找，而應在其純粹的宗教品性中尋找。”
韋伯引證了美國獨立戰爭時期的政治家、科學家、作家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來分析資本主義精神。韋伯認為雖然很難說資本主義精神已全部包含在他所引證的本傑明·富蘭克林的話裏，但這些話確實以近乎於典型的純粹性保存著我們正在尋找的資本主義精神。這就是“認為個人有增加自己的資本的責任，而增加資本本身就是目的。違犯其規範被認為是忘記責任”這樣壹種觀念、壹種奇特的倫理、壹種精神氣質。就是說韋伯所謂的資本主義精神，是指個人把努力增加自己的資本並以此為目的活動視為壹種盡責盡職的行動，把賺錢本身當作壹種目的，當作壹種職業責任，被看作是壹種美德和能力的表現。韋伯說：“壹個人對天職負有責任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社會倫理中最具代表性的東西，而且在某種意義上說，它是資產階級文化的根本基礎。”韋伯所定義的理想資本主義是有嚴格限制的，不是通過搶劫、掠奪等暴力手段獲得原始積累，而是以合理地計算收支，有條理地安排生產經營活動為特征，這種現代理性資本主義的經濟行為，與新教徒那種井井有條、系統安排的入世禁欲主義生活方式是完全相壹致的。新教入世禁欲主義倫理為資本主義企業家提供了壹種心理驅動力和道德能量，從而成為現代理性資本主義興起的精神動力，也是現代資本主義得以產生的重要條件之壹。
理性資本主義與新教倫理都只出現在西方文明中，而且，在韋伯看來，幾乎所有與理性資本主義有關的種種因素也都是西方文明獨有的。上自古希臘時代延續至今的民主代議制度，下至體現理性化靈魂的股票、支票、債券等商業化手段，無不反映了理性主義的特點。西方文明不同於其他文明的壹般特征，就是理性主義。其源頭壹直可以追溯到整個西方文明傳統。不同的文明形式產生各自獨有的精神核心，宗教在其中發揮了巨大的影響。發生在西歐的新教改革原本是出自宗教動機，但新教倫理所表現的現世禁欲精神，合理安排的倫理生活卻無意中促進了經濟活動的開展，新教倫理賦予了經商逐利行為以合理的世俗目的。而印度教、佛教、儒教、道教、伊斯蘭教、猶太教等沒有經過宗教改革的各大宗教，其古老宗教倫理精神對於這些民族的資本主義發展起了嚴重的阻礙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