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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壹八事變後日本政府采取了什麽樣的對華政策?

《塘沽協定》締結後,日本外相廣田展開“協和外交”,企圖爭取中國國民政府和日本的“經濟支持”。不久,兵部和外交部先後開展了“軍事外交”和“寬領域三原則”外交,但都沒有奏效。接著,佐藤武出任外相,推出了“經濟支援”和“日中親善”的對華政策。過去,由於史料的限制,國內學術界對“九壹八事變”後日本外相廣田、佐藤提出的“對華經濟支援”沒有進行研究,而日本學術界往往忽略了廣田、佐藤提出“經濟支援”的真正目的。本文從日本的東亞戰略出發,分析了廣田和佐藤推行的“振興中國經濟”政策。

第壹,“協和外交”時期對中國“經濟支持”的戰略意圖

日本發動“九壹八事變”,侵略中國東北,公開退出國聯,宣布以所謂“獨立外交”取代以前的“協調外交”,意味著日本撕毀“九國公約”,決心徹底打破華盛頓體系規定的東亞國際秩序。事件發生後,日本政府和軍事部門開始研究新壹輪的東亞政策目標。1933 10 10月3日至20日期間,日本內閣召開了五次五相會議,根據軍部意見,確定首先實現“日本、滿洲、中國在帝國指導下互相支援、互相幫助”(註:日本外務省:《日本外交年表及主要文件》1840-1945)。)的東亞政策目標。這種“帝國主義指導”實際上意在徹底打破華盛頓體系規定的國際秩序,在東亞建立以日本為中心的新秩序。這壹政策最重要的內容是使中國國民政府由親英變為親日,服從日本的“指導”,成為日本的附庸國。

但日本很清楚,“九壹八事變”後,日本在國際上非常孤立,對華關系極度惡化,無法拉攏或壓迫中國國民政府服從日本的要求。面對這種情況,日本政府正在努力尋找與中國的外交突破口。經過壹段時間的試探,紀明大使打電報給廣田外相說,“經濟支持是可能的”,“尋求迅速實現這壹目標是5到10年後日中友好的捷徑”(註:1934年2月,紀明大使打電報給廣田外相,日本外務省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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