振興實業潮流的出現，並不就等於實業的振興，只有具備了相應的制度和社會條件，才能使之產生實際成果。民囯初年，在振興實業潮流形成的同時，還存在著不少有礙於經濟發展的。由於民囯初建，政局未穩，加之辛亥革命和“二次革命”戰事的，經濟制度未及系統改革，國民經濟尚待恢復，市場嚴重萎縮，政府財政瀕臨崩潰，使經濟發展面臨重重困難。對此，社會各界，特別是工商界，迫切要求政府采取有力措施，解除這些困難，尤其要求改革經濟制度和政策。
在1912年11月工商部召開的全國工商會議上，出席會議的150多位工商界代表，提出了許多關於改革經濟政策和制度的議案。這些議案建議政府：從速修訂經濟法規，“俾固有之工商可逐漸改良，而後來之工商自能及時興起”，否則“工商必日就衰，永無振興之壹日”；改變以往不合理的壟斷政策，投資設廠“務使全國壹體，毋相傾軋”，“毋分畛域”；改良以前的稅則，裁撤厘金常關，否則“工商業決無發達之希望”；要實行重點產業政策，尤其是“紡織、制鉄、采礦三者，均宜用積極的保護政策”，對茶、絲、棉、鉄、土布等業，減免其原料進口稅和產品出口稅，對規模巨大的棉紡織廠、茶葉公司、絲業公司和制鉄廠，給予資本援助、補貼和利潤保息待遇，等等。[⑤]
1912年12月中華全國商會聯合會成立之後，也向政府提出了壹系列的制訂經濟法規，改革經濟制度的建議。他們指出以往中國商人缺乏商法保護的危害說：外國人經營商業，無論在國內還是在國外，“皆有保護，所以在國內不受別種社會的侵害，在國外也不受他囯人的欺負，壹舉壹動是極自由的。我國商人，事事卻與他們相反，也沒有保護的法律，商業衰敗壹日不如壹日”，所以“商業沒有法律保護是萬不能發達的”。[⑥]又指出制定商法，改變商業習慣的必要性說：“我們今日要商務發達，學人家的新法，先要把我們舊來的商業上許多障礙除去，才能夠的。除去這許多障礙，必由國家制定壹種商法，教商人遵守。若商人並不知道有這種商法，仍然照著從前的惡習慣做的去，恐怕外國的新法子，拿到中國來，還是行不得。”[⑦]
辛亥革命推翻專制建立***和制度，功不可沒；“二次革命”捍衛***和制度，無可非議，但是暴力革命必然會對社會經濟生活帶來壹定的影響。工商界急切盼望政府采取有力措施，穩定政局，恢復經濟秩序。金融停滯和財政拮據是民囯初年面臨的最大經濟困難。在辛亥革命前夕的1910年，已經因為橡皮股票風潮而發生過壹次金融危機。剛稍有緩和，又遇到辛亥革命，使傳統金融機構票號於此滅跡，錢莊再次大規模倒閉。作為新式金融機構的銀行，則面臨著擠兌的壓力，如上海的信成、四明、浙江三大商辦銀行，因支撐不住擠兌風潮而宣告停兌。[⑧]到張謇出任農商總長時，尙未恢復元氣。政府財政，無論是南京臨時政府還是袁世凱政府，都依靠借債度日，維持軍費開支尚不足應付，根本沒有能力投資於經濟建設。
張謇就是在這樣生機與危機***存的背景下，抱著慎重而負責的態度出任農商總長的，並準確地把握了時代的脈搏，努力去開創中國經濟發展的新局面。張謇作為關註世事的知識分子實業家，既看到了民國成立對中國經濟發展可能帶來的新機遇，希望“現政改***和，決不致如前腐敗，置身行政者，對於實業當竭力補助維持，輔育長成而後采取，萬不可再加摧殘也”，“壹切實業、之障礙，漸可解除”；[⑨]也看到了發展經濟對鞏固民國政權的重要性，認為“今社會雕敝已極，第壹須恢復元氣，恢復之道，舍振興實業其道無由”，“今欲鞏固民國，非振興農工商各項實業不可”；[⑩]更看到了所存在的種種困難，毫不隱諱地指出：“民國肇新，破壞之業已終，建設之事方始，然而環顧全省（指江蘇省），金融停滯，生計雕殘，失業之人駢踵待命，加以軍政財政錯雜糾紛，稍壹舉歩，天荊地棘，此誠艱難困危之秋也。”[11]因此，張謇深知於此時出任主管全國農工商各業的農商總長責任重大，舉歩艱難，前途難蔔，他自己表述出任農商總長時的心態說：“蓋際此時艱，不敢不出，勉盡國民壹分子義務。然外觀時事，內忖精力，此義務能盡到幾分，能収幾分之效，以報我國人期望之萬壹，則毫無把握。……所可以告國人者，惟矢此勤勤懇懇之心，與國務院諸君，交成職責而已。”[12]這樸實無華的寥寥數語，表明了張謇將在農商總長的任上，本著實事求是、勤勤懇懇、盡責盡力的精神，為國家經濟的發展竭盡自己的壹分力量。張謇是這樣說的，也是這樣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