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自然不敢聲稱自己的評價是公正的，何況自己並非這方面的專家。如果要得出壹個比較全面的看法，應該考察各派學人對他的解讀。
我個人傾向於戰後偏自由主義學者的看法。
無疑，俾斯麥是個了不起的政治家，是近代德國真正的奠基人，以致歷史學家幹脆把第二帝國稱為“俾斯麥的帝國”。在我看來，19世紀的政治人物中，能給自己的國家和整個歐洲打上如此深刻烙印的，大概只有拿破侖堪與之相比。
他的外交能力，歷史愛好者大概都爛熟於胸，1864-1870年的三次王朝戰爭體現得淋漓盡致；實際上，早在1863年波蘭起義期間，俾斯麥就開始在外交上為普魯士的統壹戰爭布局。“靈活潑辣的手腕，大膽敢為的氣魄”，這些評論很到位。
因此，俾斯麥的遺產首先體現在他的外交思維上。1960-70年代。維利-勃蘭特的“新東方政策”，這個提法本身就可見俾斯麥的外交思維的影響。地處中歐的德國必須始終考慮東西兩方面的安全形勢。這是後來他跟新德皇發生沖突的壹個重要原因，他不希望德俄關系破裂。
也許是受歐洲外交的“大國平衡”原則的慣性作用，德國剛統壹時，俾斯麥說，“德國已經飽了”，它不謀求進壹步的擴張。1878年的柏林會議上，他自稱在巴爾幹的問題上充當各方“忠實的掮客”。不幸的是，這次會議上他深深地傷害了俄國。
在1870年後的二十年間，他對外政策的焦點在於阻止法俄接近，在他這是個“噩夢般的聯盟”。為此他細心地編織著壹個復雜的條約體系，這個體系最後在1887年的再保險條約中達到登峰造極的地步。劍橋近代史說，俾斯麥是個有高度責任感的政治家。是的，他十分看重德國在歐洲的安全地位。然而，在他下野後，這種小心翼翼的外交思維已經不能滿足新壹代德國領導人的口味了，他們開始追求“世界政策”。
對於法國的領土要求，歷史學家評論說，這可能是他在德國統壹期間犯下的唯壹錯誤。當然，他須面對民族主義的壓力（他自己也始終在利用這種情感）和軍方的要求。但是，用伍德羅-威爾遜的話來說，這壹兼並使得世界和平不穩定長達50年。據稱他本來是可以放棄這麽做的，而且曾長期持反對立場。這壹舉措使得德國在對外政策上打上了壹個死結。這個死結，如果他的繼承者能繼續他的政策，或可小心地避免其不良後果。但是，他下臺兩年後，法俄之間就締結了軍事同盟。
俾斯麥曾在聖彼得堡做過外交官，他深知這個落後但遼闊的帝國所具有的恐怖能量。因此俄國在他的外交布局中非常重要。但是，他的繼承人很快就放棄了前首相的見解。
在國內政策方面，也許俾斯麥留下的痕跡更為深刻。
壹個研究俾斯麥時代的第二帝國的人，肯定都應了解這些關鍵性事件：
1. 經濟方面的保護關稅政策；
2. 政治方面 A. 反社會民主黨立法;
B. 文化鬥爭
3.社會保險立法以及福利國家的雛形。
俾斯麥的帝國在經濟上實際上處於壹個慢性蕭條的時代，這是整個資本主義世界的普遍情況（1873-1895年）。由於國際競爭日趨激烈，德國的農業狀況不佳，為了保護農業市場、也為了給國內工業部門提供壁壘，德國在1879年改變自由貿易政策，實行保護關稅；這個政策既有經濟後果，也有政治和外交效應；在國內，它締造出著名的“鋼鐵和黑麥的同盟”——歷史學家們認為這是德國保守主義乃至後來的法西斯主義真正的社會根基；在國際上，它進壹步惡化了德俄關系，因為俄國對輸往德國的農產品的出口依賴較嚴重。
李工真教授說，俾斯麥是個“保守的政治強人”，這壹點在他的內政和社會政策方面體現得最為明顯。俾斯麥是出身容克貴族階層的政治家，是在普魯士威權主義和國家主義傳統的浸染中成長起來的人，在他身上，家長制的色彩很是濃重。反社會民主黨的立法和社會保險立法是很明顯的表征。這兩項政策互為表裏。社會民主黨是新興工人階級的政黨，它的民主和革命傾向，讓俾斯麥深感不安，他對霍亨左倫王朝的“責任感”驅使他打壓這場政治-社會運動；另壹方面，為了平息快速工業化和城市化帶來的政治和社會訴求，他於1880年代率先創設了覆蓋面較廣的社會保險制度。他希望用這塊蛋糕來瓦解工人階級的政治運動。然而，社會保險延續了下來，社會民主黨卻沒有因此銷聲匿跡，它的勢力越來越大；1890年，當俾斯麥要求延長針對社會民主黨的特別法時，國會拒絕了他的要求。這是他下臺的重要原因之壹。
DTV版德國史作者說，此時的俾斯麥已經遠離了他的時代和他的國民，他難以對現代民主運動作出有效的讓步，他認為人民生活安逸後便不能有過分的政治要求。
當然，社會保險政策在普魯士的政治傳統中有著深厚的根基，這個國家壹直有強勢介入社會經濟生活的傳統，俾斯麥的社會保險看來是這個傳統合乎邏輯的推論，而他對社會民主黨的政策，也可認為是普魯士威權國家的推論。
以上是俾斯麥對工人階級的政策。同樣重要的是，他對19世紀後期德國資產階級的政治走向產生了決定性的影響。
關於德國的統壹，壹個廣泛認可的看法是，俾斯麥是1848年革命遺囑的執行人，但他只完成遺囑中的壹個任務：統壹；另壹個任務，自由，他沒有完成，也不可能完成。公民社會、責任制議會民主制政府、更為廣泛的公民權利，這些訴求跟普魯士的王權、官僚制度和它的軍隊是矛盾的，而俾斯麥就是後者最出色的代理人。
歷史學上常說，德國自上而下的統壹方式和俾斯麥當政，註定了德國自由主義的悲劇。正因為俾斯麥和它的普魯士官僚國家幹得太出色了（以潑辣的手腕實現了他們的統壹理想），1848年的自由派最後都改弦易轍，為俾斯麥的現實主義政治（Realpolitik）搖旗吶喊，放棄了最初的自由和民主追求，曾幾何時，這些自由派還把普魯士容克視為德國的反動堡壘，但如今，恰恰是這個反動集團實現了他們在1848年沒有實現的目標。他們現在幾乎感激涕零了。歷史學家特奧多爾-蒙森晚年說，俾斯麥砸碎了德國自由主義的脊梁骨。
從長期來看，1862-1866年的憲法鬥爭對德國後來的政治造成了不好的影響。俾斯麥以違反憲法的方式推行他的軍事改革，然而，在薩多瓦戰役之後，當初的反對派議員（民族自由派）慷慨大度地與俾斯麥達成了諒解。既然目標達到了，手段又有什麽要緊的呢？這個事件無疑有助於不講原則的政治現實主義在德國占據上風。
壹個有意思的現象是，後來的三個法西斯國家，都在首先國家統壹和現代化的進程中湧現了出色的政治家：在德國是俾斯麥，在意大利有加富爾，在日本有明治時期的出色人物。但這些人大約都逃不出“保守的政治強人”的本色。
當然，俾斯麥還是以自己獨特的方式為德國後來的民主化作出了貢獻。第二帝國實行成年男子普選，這在全歐洲都是非常少見的；盡管選舉方式很復雜，選舉產生的立法機構權力也很有限，但這畢竟是民主制的重要實踐和課堂。和法國壹樣，德國的普選制是在專制色彩濃厚的體制下確立起來的。同樣，他的福利國家政策也在德國壹直延續下來，即使納粹時期也沒有根本的變動。今日的社會國家（Sozialstaat），應該說受惠於俾斯麥。
對國家主義、強權主義者來說，俾斯麥無疑是個值得推崇的人物，對內勵精圖治，對外縱橫捭闔，手法高超，算計精明。
在我看來，能力超強的政治家，往往伴隨著國民政治能力的缺失。拿破侖就是壹個先例，數千萬人的性命都系於他壹個人。如果要我選擇，我更希望看到獨立、自由、自強、自治乃至強悍的人民，而不是俾斯麥和拿破侖式的政治天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