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傳統上說，閱讀壹直停留在精英層面，沒有形成全民閱讀的傳統。
其次，即時的在線瀏覽正在取代傳統青燈黃卷式的經典閱讀。以快餐式、跳躍性、碎片化為特征的“淺閱讀”正成為閱讀新趨勢。這種閱讀方式雖然有較為快速、及時等優點，但也存在容易令人產生思維惰性、缺乏系統思考和判斷能力等弊端。
再次，快節奏的生活方式，讓人心變得浮躁。生活壓力大，讓人們很難靜下心來再去思考書中的要義，也很難有興致去探索哲學的命題。人們越來越習慣於將閱讀當成是獲取信息的途徑。
國人的“閱讀危機”還表現為閱讀的功利化。壹直以來，升學和就業成了國民教育的主要追求，學生就形成有用的書就讀，無用的書不讀的功利閱讀觀。這樣把讀書當成達到某種目的的手段，而不是對讀書本身感興趣。
最後，部分國人閱讀量少與個人需求有關。中國當前處在社會轉型階段，忙於各種事情而無暇閱讀是壹部分人閱讀量少的原因。壹個人的閱讀量還與他對閱讀的意義和價值的理解相關。如果認為閱讀與自己的生存狀況關系不大，或者閱讀反而會影響生存狀況的改善，他就沒有閱讀的需求和積極性。
不久前，莫言榮獲諾貝爾文學獎，國內掀起了壹股“莫言熱”，但要拉動國民閱讀水平，僅靠莫言壹人，那無異於杯水車薪。我們應該抓住當前莫言“閱讀熱”的契機，想方設法，把這個“短熱”轉化成為“長熱”，把針對壹個人的“快熱”，轉化成針對更多的作家作品、更寬廣領域經典之作的“慢熱”。
“2011年，中國人均讀書4.3本，比韓國的11本、法國的20本、日本的40本、猶太人的64本少得多。”壹段時間以來，這個論斷被各種媒體反復引用，說它令我們感到振聾發聵甚至痛心疾首，並不為過。這個數字是怎麽來的？我國當真已經成為“世界上年人均讀書量最少的國家之壹”了嗎？
帶著這些問題，本報記者采訪了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國民閱讀研究與促進中心主任徐升國。
“4.3本”是怎麽得出來的？
“2011年，我國18—70周歲國民人均閱讀傳統紙質圖書4.35本，這是我院組織的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得出的結果。”徐升國說。中國新聞出版研究院隸屬新聞出版總署，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於去年年底進行，今年4月23日“世界讀書日”前夕發布調查結果。
徐升國介紹，全國國民閱讀調查開始於1999年，現在每年進行壹次，是壹項對國民文化消費的長期跟蹤調查，有央視市場研究和零點調查公司等專業公司參與，采用國際上社會調查的標準體系，在全國29個省、自治區和直轄市的50個左右城市對居民進行入戶調查，獲得2萬個左右的樣本，調查問卷的設置涵蓋圖書、期刊、音像、網絡、手機等載體和途徑以及公***閱讀服務、讀書節、農家書屋等項目，已經被視為我國國民閱讀的風向標。
與這個數字在各類媒體上被用來“警醒世人”不同，專業人士眼裏，“4.35本”的結果無驚無喜，“去年的調查結果是4.25本，前年是3.88本，2008年是4.75本，所以總的趨勢是在徘徊波動中趨穩，但也不值得樂觀。”徐升國說。他表示，閱讀量下降是全球性的趨勢，對此的擔憂並非國人所獨有。但是，從全球橫向比較來看，我們確實偏低，跟傳統文明古國、禮儀之邦的地位不相符。當下的讀書風氣和氛圍還不如上世紀80年代，“知識無用論”似乎愈演愈烈，閱讀少尤其年輕人不讀書是我們切實的所見、所感。
我國何時能有全國性的閱讀工程？
在國外，閱讀被當做“總統工程”，美國、法國、德國、日本等國家都由元首、王室出面倡導閱讀。英國政府撥款數千萬英鎊資助“閱讀起跑線”項目，給每壹位媽媽和低幼兒童發放內含繪本、筆、貼紙等的大禮包，這壹項目已經被全球20多個國家和地區借鑒，中國香港、臺灣地區都已引進。英國還有“1英鎊購書計劃”，每個孩子都可以領到1英鎊，去書店購買指定的、定價為1英鎊的圖書。
而我國內地目前還沒有政府支持的全國性此類活動，往往僅限於某壹地區。比如北京閱讀季、上海讀書月、深圳讀書月、杭州西湖讀書節、蘇州讀書節、陜西三秦讀書月、湖南三湘讀書節、廣州嶺南讀書節、新疆天山讀書月、內蒙古草原讀書節等。也有部分社會資金開始以慈善的方式進入閱讀領域，如段永平的“心平基金”在學校建的書屋等。“三葉草讀書會”等民間讀書組織也紛紛成立。還有壹些商業機構以產業方式進入閱讀領域，如“南方分級閱讀研究中心”、“親近母語閱讀中心”的成立等。此外，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接力出版社和21世紀出版社等出版機構也紛紛以新的業態和方式促進閱讀，比如中國少年兒童出版社創辦的青少年閱讀體驗大世界等。
但這些還遠遠不夠。“我們上至政府官員、領導、出版社、文化部門，下至媽媽、寶寶、兒童、學生，都應該重塑對閱讀的認知，而國家應該把閱讀當做壹項國家戰略，早日設立國家讀書節和國家閱讀基金”。徐升國透露，聶振寧、馮驥才等人大代表、政協委員已經多次提議，希望盡快得到批準。
數字閱讀勢如猛虎，為什麽卻不被計算在內？
近年來，數字閱讀的迅猛發展令專業人士也始料未及。1999年的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當時國人的上網率才3%，數字閱讀無從考察；2011年，上網率增加到54.9%，數字閱讀率達到40%，手機閱讀率達27.6%。但第九次全國國民閱讀調查結果顯示，2011年，國民數字閱讀人均讀書僅1.42本。
徐升國說，數字閱讀之所以沒有與傳統閱讀合並計算，首先因為數字閱讀的統計是不能以“本”為單位的，很可能只是部分章節、段落；此外，數字閱讀和傳統閱讀這兩種形式有較大差異，比如，手機閱讀的可能是書，更大的可能是報紙、刊物。也不能以傳統紙質閱讀的監測手段，監測數字閱讀的閱讀量。
“數字閱讀是有價值和意義的，應該給予高度關註和檢測，但是目前全世界對數字閱讀的關註結果都認為，還不能簡單地說數字閱讀好或者壞；數字閱讀目前也不能取代傳統閱讀，因為其還有明顯缺憾，比如可能損害兒童的視力；往往因超鏈接的存在，不斷分散讀者註意力，使其無法專註於閱讀本身；數字閱讀也容易導致碎片化和淺閱讀。”徐升國的觀點是謹慎的。幾年前，iPad剛剛出現時，有人曾經說：iPad是閱讀的殺手。在某種意義上，也許這並非危言聳聽。
莫言獲諾獎對全民閱讀會有多大的拉動作用？
據悉，出版機構“精典博維”獲得了莫言作品3年的版權，將在3年內出版約包括20本書的《莫言文集》，定價七八百元人民幣，希望賣出100萬套。徐升國算了壹筆賬：“雖然文集主要用於收藏，但假定每套書都有兩個人閱讀了其中壹本，最終可以拉動當年全民圖書閱讀率上升0.001，就是說，如果要將人均讀書數量從4.35本提升至4.36本，約需要10個莫言。”當然，此結果沒有把重讀舊書、購買單行本以及通過數字方式閱讀的莫言小說計算在內。
從世界出版界來看，壹個新的超級巨星的產生，對閱讀的拉動作用屢見不鮮，比如英國女作家J·K·羅琳的《哈利·波特》系列小說***7部，已被譯成70多種語言，在200多個國家銷售數億冊，其中每壹部的出版，都會讓全球出版界震動壹下，而這壹年如果沒有壹部新書誕生，全球出版界的產值都要下降壹點。
徐升國透露，目前有關部門正在策劃如何以莫言獲得諾貝爾文學獎為契機和起點，推動國民閱讀潮流和閱讀時尚。“不管在什麽程度上，這畢竟是壹個機遇。”
不久前，徐升國所在單位與中央文明委聯合開展了向全國各地各行各業的1萬人贈送壹本書的活動，這1萬人最想得到什麽書的統計結果令人吃驚：《百年孤獨》、《平凡的世界》和《紅樓夢》位列前三。徐升國認為，國民對文學閱讀有這樣深刻而廣泛的偏好且閱讀水準和品位如此之高，使人對文學閱讀拉動國民整體閱讀水準、對國民閱讀的前景有了信心。